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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我是国家的副总理 不是红安的副总理

A-A+2013年7月27日20:11人民网评论

  鄂豫边区党委领导人不仅要求党员、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和反对贪污腐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作为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5师师长兼政委的李先念,其表率作用就更为突出。1942年12月,在大悟山反“扫荡”的一次急行军中,由于风大雨疾,路窄泥泞,走在队伍前面的李先念突然摔倒在地上,参谋肖健章赶忙上前搀扶,李先念摆了摆手,忙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擦着身上的泥水,一边温和地对肖健章说:“别管我,你把路带好点就行了。”李先念的一言一行,战士们听到耳里,看在眼中,不知不觉行军的步伐便加快了好多。李先念很关心战士,很关心百姓,极其注重搞好军民关系。一次,他的警卫员何小乐在大悟白果树湾给房东严大妈挑水,不小心把水桶给摔坏了。李先念急忙叫小何借来斧头、刨子和锯,一会儿功夫就把两只水桶修好了。李先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从来不搞特殊化,处处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深受全军将士的尊敬和爱戴。在5师开展反贪污腐化活动中,他带头自我检查,并特别叮嘱他身边工作的干部,要带头作好表率。“贪污腐化是侮辱了自己的人格”,这是他经常与党员、干部谈话时的口头禅。在他的言传身教下,5师警卫团的全体官兵就表现得很突出。干部从没有敲诈百姓的事情发生,没有贪污腐化的现象。战士从没有拿过老百姓的一针一线。部队所到之处,与群众关系像鱼水一样,倍受老百姓欢迎。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整风普遍开展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的决定。由于敌伪顽的夹击和围剿,鄂豫边区环境险恶,动荡不安。部队、机关“一日十仗,一仗三移”的现象成为家常便饭。边区党委根据这一客观现状,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在部队和机关开展“战时整顿三风”运动。李先念认为,县团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是党在边区各单位、各部门的领导骨干,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者,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领导工作方法与革命事业关系甚大,他们的形象就是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所以,只有首先去掉他们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才能真正端正党风;只有首先整掉他们身上的歪风,才能成功地组织和领导军民完成民族抗战的重任。1943年11月12日,李先念在5师直属干部大会上严肃指出:“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干部,整顿党风要首先整哪些人呢?确定对象以小团首长、县委常委、正规军营以上干部为主。因为这些人的歪风来了特别吓人。干部比战斗员进步,懂得的问题多,他胆大,谬论也多,他们的歪风来了,能把人吹倒。所以我们要整大风,要整这些人的风。只要把这些人的风整好了,再来的就是和暖的春风了。”

  李先念顾全大局,团结同志,但又始终不渝地坚持原则,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铁的纪律的严肃性,毫不留情地惩治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1942年11月,李先念亲自批准处决了5师部队中的2名腐败分子。他通过这件事教育5师的广大指战员:为使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使我们能得到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护,对于犯纪犯法的人是不能宽容的,是要进行严厉的制裁的。我们要认识到,党有党纪、军有军纪、政府有法令。“如果庞大的党的组织,无一定铁的纪律,你们想想,它怎么能有强大的战斗力,怎么能领导对敌作战获取胜利?”这件事情发生后,李先念还经常告诫大家,绝对不能自高自大,自夸其功,千万不要以自己的功绩来抵塞党的纪律和军纪,原谅自己的缺点,否则就无进取的力量,就无前途。他还经常给同志讲历史故事,如关云长只夸其过五关斩六将的成绩,镇守荆州时不听孔明的话,违犯“联吴抗曹”的统一战线政策而走麦城,为吕蒙所杀,遗恨千秋。

  李先念是湖北红安人。红安盛产花生,李先念也爱吃花生。在行军或工作之余,只要条件允许,他便会买花生吃,且总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李先念在领导中原突围时,深山野岭,人烟稀少,粮食匮乏。司令部机关走在队伍中间,李先念命令司令部机关的同志宁可少吃,宁可挨饿,也要把大部分食物留给断后的部队。因此,司令部的人员常常空着肚皮走路,李先念也同大家一样饿着肚子,他还从来不要别人为他另找食物。警卫人员的心情特别沉重,眼看着李先念指挥部队行军打仗,解决给养,安置伤病号,有时通宵达旦不得休息,但他们却无法保证他吃饱肚子。然而李先念却处之泰然,若无其事。有时喝碗青菜汤,照样乐呵呵地和大家一道前进。在西进突围过伏牛山区时,食物极端匮乏,司令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宰了牲口。警卫人员做了几个肉团,留给李先念食用。当他们把肉团送给李先念时,他把肉团再切成小块,要警卫人员每人吃一块,他自己留一块。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肯接,李先念说:“好吧,你们不吃,我也不吃了,你们都饿死了,我一个人革命能成功么?”望着李先念憔悴而发黄的脸色,大家只好含泪把肉团吃下去。李先念节俭是出了名的。寒冬时节,指挥部机关买来木炭取暖,他规定一次只准烧三根木炭,不能多放。国共两党在武汉谈判时,李先念和王震曾去汉口买皮鞋,王震笑着说:“你应该买双上等的皮鞋,和谈时也显一显阔气,不要被国民党和美国人笑我们太寒碜了。”李先念笑了笑,左挑右挑,买了一双最便宜的,用手抖了抖,说:“这不很漂亮么。”这双鞋李先念只在谈判时穿了,回到指挥部后再也没有穿过。

  “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副总理”

  老同志们回忆说,先念同志从不讲究吃穿,建国后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解放后,他在湖北工作期间,生活条件改善了,早饭常常是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一碟咸菜,中晚餐也不过是一荤一素一个汤,顶多再加个小碟子;当留客人吃饭时,也不加菜,只是量大一点。对此,李先念常常说:“比起过去的生活已经是天堂了。”“个人生活太奢侈了,会丧失贫下中农的感情。”就是在担任了国家主席后,他招待客人也是规定四菜一汤,粗茶淡饭,根本不喝酒。出差到外地,他也从不接受地方的招待。李先念常教育地方的同志说:“每个同志,特别是党员,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人格和道德是宝贵的。我们的人格道德和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人格道德,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人格道德是虚伪的,我们的人格道德是实际的,处处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准则。特别是在单独活动时,千万不能丧失自己的人格道德,要绝对尊重自己的人格,不破坏党的利益,不同流合污。”

  1960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率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经河南南下,来到故乡湖北红安视察。这是全国解放后李先念第二次回故乡。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黄冈地委、专署负责人姜一、马友才也分别从武昌、黄州赶到红安,陪同李先念视察。回故乡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但李先念此时的心情显得格外沉重。与前次截然不同,这次没讲一句风趣话,满脸的威严。原来,当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许多省市粮食告急,还有饿死人的现象。加之一些地方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严重,使本来就很困难的局面雪上加霜,变得更为严峻。很长一段时间,李先念几乎每天早晨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批阅各地上报中央的粮食报表。此次南行,他肩负着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纠“五风”的重大使命。途经河南信阳地区,他见许多群众的鞋子上套了一层用来表示哀悼死者的白纱布,他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到达红安后,李先念一下车就问县委书记张景田,红安的灾情如何?群众生活安排得怎么样?有没有饿死人?张景田如实作了汇报。与农村基层干部座谈时,李先念毫不留情地批评一些地方干部搞特殊,把干群关系搞得十分紧张。他说,我们有些同志过去打天下时很聪明,懂得要紧紧依靠群众和怎样依靠群众,现在搞建设却糊涂了,忘了本,群众饿肚子也麻木不仁,这哪里像是共产党的干部?群众有怨气是对的嘛,骂娘也活该!现在看一个干部是否合格,首先要看他的群众观念如何,是不是与群众同甘共苦,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对官僚主义严重,搞浮夸,不关心群众疾苦,只顾自己享受的人,要坚决撤下来,不然,留在那个位置上害死人!讲到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时,李先念指出,红安荒地多得很,要发动群众多种瓜菜,房前屋后都可以种,以瓜代粮。这时,随行人员介绍,“瓜菜代”是李副总理首先提出来的,毛主席、周总理都认为是个好办法,中央已发了文件,要求全国推广。李先念说:“这也是逼出来的。全国几亿人口要吃饭,粮食就那么多,不想些办法怎么行?”他要求全县各级干部深入实际,开动脑筋想办法,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与广大群众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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