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文：菜心 图：赵小猴

　　【上层会客室】

　　茅于轼

　　中国经济学界自由市场学说最为坚定的支持者。1929年出生于南京高知家庭，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桥梁专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奠定其经济学重要地位。近二十年从数理经济学转向人文经济学的研究。

　　“我们对于赚钱的认识有巨大的误区，我们认为赚钱就是有害别人，赚钱就是剥削，这是大错而特错。赚钱是为别人服务，你不为穷人服务你怎么能赚到他的钱呢？”

　　进入采访室的时候，83岁的茅于轼正在刷手机，看见记者来了，一旁的夫人帮他把手机收起来，顺便为他整理了衣领。出席任何活动，茅于轼与夫人几乎形影不离，除了两老之外，不带任何随行人员。一位采访过茅于轼的记者朋友告诉我，夫人有点像茅老的经纪人，打到家里的工作电话一般由她先过一遍。

　　这不光因为茅于轼的耳朵不太灵光，更重要的是，他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点开茅于轼的微博评论，言辞激烈的言论不在少数。

　　对于自由的认识，这位白发苍苍的自由战士比任何人都理智。

　　他最近一次挑动大众神经的言论事关钓鱼岛，当多数人被点燃爱国热情时，茅于轼依旧却保持了他的独立性，“这不过是政治家与外交家在谋求职业利益，等到他们真正关心民生了，世界才能太平。”他知道网上有很多人骂他，老人只是温和地回应，中国的学术界需要批评意见，但批评一定要从善意出发。

　　在去年获得“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的颁奖典礼上，他这样说过，“我写了一本书，题目是《给你所爱的人自由》，而且我还说，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

　　演讲结束后，一位小伙子忽然冲到前排要求合影，老人的眼神里没有任何紧张与不悦。夫人接过手机，茅于轼与小伙子挤坐在一张凳子上，面向镜头微笑。没过多久，小伙子又追上来说照片没拍进去，夫人再次接过手机，招呼着茅于轼停下来，重新拍了一遍。

　　Q&A

　　【对话茅于轼】

　　上层：您说过“赚钱是为了花钱，都以为花钱容易，所以没有一本讨论花钱的书”，您有计划出本书讲怎么花钱吗？

　　茅：我从今年才开始研究怎么花钱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值得写一本书的。新加坡有钱，印度没钱，但印度的幸福感却高于新加坡。当你还要解决温饱问题时，幸福感与钱关联很大，但当你变得富有之后，幸福感与钱的关系就越来越少。今年世界银行把中国提升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可以说我们已经越过了小康，中等偏高了，所以我们需要研究钱以外的跟幸福有关的关系。

　　上层：那您觉得钱要怎么花？

　　茅：现在武汉长江上有很多桥，为什么？我们把钱花在这上面了。所以怎么花钱决定了我们这个社会看见什么东西，还有看不见的东西，人和人的关系。我到印度去，印度有很多学校，都是专门为穷人办的私立学校，还有一些商店专门为穷人的，卖的东西档次比较低，价钱很便宜，有些食品是高档商店里面快过期的，穷人就买了，这种商店赚不赚钱？赚钱，好不好？太好了。这就说到我们怎么花钱，要花对社会有好处，特别是对穷人有好处，这样花钱是非常有价值的。我赞成诸位打出租车的时候给小费，不是说这个钱有多大意思，而是讲一个交换双方都受到好处，花钱是利人利己？还是损人利己？一般的消费都是利人利己。

　　上层：赚穷人的钱是否有悖于您说过的“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

　　茅：我们对于赚钱的认识有巨大的误区，我们认为赚钱就是有害别人，赚钱就是剥削，这是大错而特错。赚钱是为别人服务，你不为穷人服务你怎么能赚到他的钱呢？所以一个社会有很多为富人服务的企业，恐怕太多了，我们要更多地为穷人服务的企业，而且它能赚钱。

　　上层：中国GDP都世界第二了，为什么普遍还是觉得不幸福？

　　茅：我们为什么痛苦？因为很多人做了钱的奴隶。举个例子，大家吃自助餐，你付了几块钱可以吃个饱，我们花钱是为了享受，不是为了把钱花得值，但很多人吃自助餐的时候不是为了享受，而是想着我要把本钱吃回来，吃得肚子很撑，很难受。不只是钱做了我们的主人，还有房子等等，不做奴隶的方法就是保持你的独立性，你有自己冷静的思考和正确的判断，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就变成奴隶了。

　　上层：您有什么好建议能提高幸福感？

　　茅：不丹是一个很小的国家，那个国家经济非常落后，但是那里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我觉得幸福是一个分数，分子是现实，分母是期望。现实是不太好改变的，我现在一个月赚五千块，我要变成赚六千块，可能比较难，但是分母是很容易改变的，分母就是你的期望，我赚了五千我不满意，我要赚一万，你的幸福感就小了，我觉得我挣五千挺好，我按照五千的收入安排我的生活。你的分母就小了，你的幸福感就上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