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政府是扶贫的主体，市场只是“润滑剂”。失去政府支持，纯粹的“帮助穷人”只可能是一纸空谈；小额贷款过度商业化，将会偏离扶贫的公益初衷。
刘军(媒体人)
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贷款难，一直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二十国峰会、玛雅宣言等均把“普惠金融”提到关系20多亿贫困人口的重要高度。
“普惠金融”概念由联合国于2005年宣传小额信贷年时提出，后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大力推行，旨在能有效、全方位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实际上就是让老百姓都能享受更多的金融服务。
目前，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推进，“普惠金融”的话题再次升温，由于小额贷款被理解为“普惠金融的拳头产品”，已有多个省宣布把扶持小额贷款作为发展普惠金融的政策举措。
不过，要推广“小额贷款模式”，不妨把目光投向邻国——孟加拉国和印度，作为早期开展“小额信贷”的两个国家，他们的成败经验或许对我们会有所启示。
将贫穷送进博物馆
孟加拉国位于孟加拉湾之北，东南与缅甸为邻，其他地区都与印度接壤，人口总量1.61亿，是世界50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2013年GDP总量为1412.75亿美元。据世界银行统计，该国尚有约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里孕育出小额贷款金融机构——格莱珉银行，即“穷人银行”，激发了全球“小额信贷革命”。
提到“穷人银行”，就不能不提他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1940年，尤努斯出生于孟加拉吉大港一个富庶的家庭，他最初的梦想是当一名教师，在21岁从吉大港大学毕业时，母校为其提供了一个经济学教师的职位，尤努斯一待便是5年。
在这段岁月里，他用教书的业余时间，创办了一家主营包装与印刷的私人企业，雇用了100名工人，项目很快取得了成功，每年都有良好的利润。包装印刷厂的成功使他的家人都相信，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便可以在商界出人头地。但尤努斯选择继续学习和教书，1965年他得到一份富布赖特奖学金，到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范德比尔特大学，尤努斯遇到了影响他未来生活轨迹的人，他的导师尼古拉斯·杰奥杰斯库·勒根，这位罗马尼亚教授传授于尤努斯的经济学模式，为其后来建立“格莱珉银行”提供了理论依据。
1971年12月，孟加拉国以沉重的代价赢得了独立战争。在孟加拉国独立的第二年，尤努斯回到他的家乡吉大港大学任经济学教授。
1974年，孟加拉国发生严重的饥荒。瘦骨嶙峋的人们开始出现在大城市的火车站和汽车站，很快，这些人流就像洪水一般蔓延至全国。“饥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以至于无法确定他们是死是活。”随着饥荒不断恶化，大约150万人在这次饥荒中死去，尤努斯的内心也愈发不安。
现实深深地触动了尤努斯，并永远地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当人们正在我课堂对面的门廊里饿死的时候，我的那些优雅的经济学理论又有什么用呢？我讲述的那些课程就像那些总是好人获胜的美国电影，当我走出舒适的教室，面对的是城市街道上的现实。在这里，好人遭受命运无情的毒打与践踏。生活每况愈下，穷人更加贫穷。”面对这个国家的民不聊生、满目疮痍，尤努斯开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贫困与饥饿的研究中，决心尽己所能去帮助穷人，“将贫穷送进博物馆”。
“不务正业”的经济学家
在1975年和197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尤努斯带领着学生去附近的乔布拉村调研。他向那些农民们推广改良的大米种植技术，在干旱季节组建农民合作社修建水利设施。但他意识到，这并不能帮助真正穷困的底层阶级——那些没房没产、生活在农村里的穷人。
1976年，尤努斯走访一些最贫困的家庭时，遇到了一个名叫苏菲亚的妇女。这个年轻的农妇有3个孩子，她靠制作并售卖竹椅谋生。她告诉尤努斯，自己辛苦劳作一天的收入只有2美分。尤努斯大为震惊：这么一位勤劳的、能制作这么漂亮的竹椅的妇女，一天只能赚2美分？苏菲亚解释说，由于没钱去购买制作竹椅的原材料，她每天只能从高利贷者手中贷款25美分购买竹子，并且编织好的竹凳只能低价卖给高利贷者以还贷，这使她的家庭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贫困循环。
“我的天啊，仅仅为25美分就要遭受这种罪，难道就没有人能对此做些什么吗？”他与学生找出村里另外42位有着类似困境的村民，在把这些村民们的资金需求汇总后，尤努斯经历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震动：他们的资金需求一共只有27美元。
生平第一次，尤努斯“为自己竟是这样社会的一分子感到羞愧”，这个社会竟然不能向几十个赤贫的农妇提供总额区区几十美元的贷款！尤努斯当即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了27美元，借给了这些穷人。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居然按时足额地将借贷还给了他，这区区27美元的借贷让42个制作竹凳的农妇摆脱了贫困。
“造成他们穷困的根源并非是懒惰或缺乏智慧，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缺少资本。这种状况使得穷人们不能攒钱去做进一步的投资。我们需要做的是在他们的工作与所需的资本之间提供一个缓冲，让他们能尽快地获得收入。”尤努斯总结道。于是，他东奔西跑试图劝说银行借钱给穷人，但银行家们都表示“贷富不贷贫”。无奈之下，尤努斯决定以自己的信用作担保，让银行借钱给穷人。虽然所有借钱的人都按时足额偿还了贷款，但这仍然没有改变银行家们对穷人的成见。
理想滥觞于27美元的信贷试验，尤努斯开始考虑建立一家专为穷人提供小额贷款的银行。他向政府提出申请并四处游说，终于在1983年，世界上第一家小额贷款银行——格莱珉银行在孟加拉国成立，尤努斯与他的“穷人银行”正式营业。
改变机制埋葬贫穷
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是对传统银行的彻底颠覆。在格莱珉银行里，员工们都主动下到田间地头去拜访借款者，你看不到电话和打字机，他们之间也不签署借款合同，因为大多借款人目不识丁。
格莱珉银行为什么敢把钱借给没有抵押物品的穷人呢？这要从“格莱珉模式”说起。为了保证小额信贷人有能力还款，格莱珉银行要求每个贷款申请人都必须加入一个由相同的社会背景、具有相似目的的人组成的互助小组，并建立起相应的激励机制，以保证支持小组的成员之间建立相互支持的关系。每五人组成一个小组，绝大部分是女性，若干个贷款小组组成一个贷款“中心”。“中心”每周按时在约定的地点与银行的工作人员开会，帮助解决任何单个小组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并与银行指派到这个中心的工作人员密切合作。正是格莱珉银行这种公开透明而富有智慧的金融创新，有效降低了由腐败与无效率带来的金融风险。
依靠无抵押的小额贷款，格莱珉银行帮助数以百万计的家庭成功脱离贫穷线，在随后的30年中，“穷人银行”累计放贷57亿美元，还款率高达98.89%。尤努斯和他的乡村银行完全颠覆了传统商业银行的信贷哲学，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关注贫困阶层的金融文化。
但在尤努斯眼里，这场与贫穷的战争还远未结束。1989年，尤努斯创建了格莱珉信托基金，募集资金为亚、非、欧、拉丁美洲等30多个国家100多个组织在复制格莱珉银行时提供支援。
1998年，一场世纪洪水肆虐孟加拉国长达2个多月之久，给大量穷人家庭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为此，尤努斯也再次对格莱珉银行20多年的运作进行反思，最后，他做出了大胆的改革，提出了“格莱珉二代”银行发展体系，取消了原有的一些贷款种类、借款约束以及贷款小组，取而代之提供住房、高等教育等贷款项目，并根据借款者的情况量身定制，提供更为灵活宽松的贷款方式以及年金储蓄计划，新的银行运作方式吸引了更多的借贷者加入。
2006年，“为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尤努斯与格莱珉乡村银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正如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颁奖公告所言：“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量的人找到摆脱贫困的方法才成为可能，小额贷款就是这样一种方法。”
印度样本的溃败
尤努斯的成功引起了全球金融界的反思，经联合国及世界银行大力推广，“穷人银行”成为全球治理贫穷的主要药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仿效孟加拉国“穷人银行”模式，建立起自己的农村信贷体系，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尝试小额信贷的做法。
安得拉邦位于南印度，面积27.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8500万，是印度的传统农业区，自然条件与孟加拉国相似，因此成为印度首先推行“小额信贷运动”之地。
“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用善意铺成的。”尽管尤努斯的本意是善良的，并且制定了严格的贷款原则，比如利息一般要控制在10%以内，可是当这一模式被带到邻邦印度后不久就变了味儿。
杜尔加码·达普是安德拉邦的一名贫困妇女，当初为了盖间房子，她从当地一家“穷人银行”借了200美元。达普没有银行账号，也没有固定收入，为了还贷她想尽了一切办法。最后，她只好从第二家“穷人银行”借钱去还第一家，然后又从第三家借钱还第二家……债务越滚越大，最后她的债务滚到2000美元。还不起钱的达普跑了，而她的家人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卖掉田地，本来生活贫困的家庭更加潦倒不堪。
达普的故事可以说是印度“穷人银行”问题的缩影。2010年10月，安得拉邦爆发小额信贷重大危机。由于无力偿还高达36%的贷款利率，在“催款员”的逼迫下，安德拉邦9个月内就有14364人选择自杀。当时的安得拉邦政府紧急出台命令，怂恿负债人停止还款，并规定骚扰贷款人的话，最高可判3年徒刑并处2000美元罚金。虽然这一命令随即被法院推翻，但在一个月内，安得拉邦九成借款人都停止了还款。
随后，安德拉邦议会不得不紧急叫停部分“穷人银行”业务，并通过一项法律限制“穷人银行”筹措资金的渠道，还要求它们提高发放贷款的门槛。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印度南部其他地区。
曾经被奉为帮助穷人创业致富的小额贷款模式，何以沦落为桎梏贫民的严酷枷锁？资本天生是逐利的，从2005年到2009年，印度的“穷人银行”放款额从2.52亿美元增加到25亿美元，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的参与，情形一如美国次贷危机当年的盛况，他们主要目的不是帮助穷人，而是谋取利润。
为此，很多印度的“穷人银行”不再审查借贷者是否具有还款能力，只是一味放贷、再放贷，贷款利率甚至高达100%，小额信贷成为印度最赚钱的暴利行业。仅2009年一年，借款人就增加了59%，达到2200万人，借款额也增加了56个百分点。如果再加上政府支持的小额信贷项目，总共有超过7000万借款人，借款总额达到75亿美元。
“穷人银行”发源地孟加拉国也碰到了同样的麻烦。孟加拉国约有4000万人从“穷人银行”贷款，利率在20%到40%之间，有的高于50%。孟加拉国小额信贷管理局后来规定：从2011年7月开始，把小额贷款利率限制在27%以内；小额贷款机构允许收取的最高费用要设限；小额贷款机构要给予借款人15天的偿还宽限期。
这令尤努斯开创的小额信贷模式在国际上遭到严重质疑，因为这种微金融泡沫也在摩洛哥、墨西哥和巴基斯坦发生了。
2010年11月底，丹麦调查记者汤姆·海内曼为挪威广播公司(NRK)拍摄的纪录片《深陷小额债务》进一步让尤努斯模式深陷危局，纪录片揭露了上世纪90年代时，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未经许可，将挪威发展合作署捐赠的1亿美元转移到了下属的一个非营利机构，引来孟加拉国政府对尤努斯的调查。
虽然格莱珉银行已经公开否认尤努斯有任何不当行为，挪威发展合作署也发布报告表示此事已于1998年解决，但是尤努斯及其小额贷款的神话光环就此黯淡。尤努斯也在2011年3月被孟加拉国央行罢免了格莱珉银行总经理一职。
扶贫切勿过度商业化
孟加拉国、印度的成败经验，对我国发展小额贷款又有何启示呢？
自2008年小额贷款公司在我国全面试点以来，民营资本热情高涨，规模迅速扩大。据统计，截至2014年6月底，我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394家，贷款余额8811亿元。虽然中印在贷款对象、利率政策以及监管等方面各有不同，但印度小额贷款危机对我国发展普惠金融仍有些许前车之鉴。
政府是扶贫的主体，市场只是“润滑剂”。任何扶贫的主体都应该是政府，小额信贷也是如此。过度的市场化，只会让扶贫的初衷南辕北辙。据印度央行在1999年出台的小额信贷法规，小额信贷机构分三种，但没有提到政府的支持和参与。特别是当投机资本进入行业后，印度监管当局没有及时针对这个风险调整监管制度。一大批原本资金充裕、准备按时还本付息的借款人纷纷选择停止归还贷款，小额贷款公司资金链断裂而诱发危机。
真正的大规模扶贫还是应该依赖国家政策的整体规划，特别是像“穷人银行”这样的新兴且脆弱的模式，无论在任何国家都需要政府的支持和规范。失去政府支持，纯粹的“帮助穷人”只可能是一纸空谈。同时，政府还需要出台相关法律规范以及设立一个国家层面的协调机构，来监管小额贷款公司。
必须避免小额贷款公司过度商业化。印度小额贷款危机的问题就在于小额贷款被过度商业化，完全被放到市场中。当小额贷款业务变得越来越成功并为人所知之后，其他金融机构会发现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意，特别是国际资本的参与，资本的本性使得小额信贷逐渐偏离初衷。
实际上尤努斯背后的国际资本身影也显而易见，尤努斯的小额贷款项目之所以能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不断壮大，首先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与美国芝加哥一家名为Shore Bank的银行支持。在印度安得拉邦的商业性小额贷款机构名单中，也能看到各大国际金融集团的身影。它们可以用6%-8%的利率从商业银行系统获得贷款，再以30%以上的利率贷给穷人。印度最大的小额贷款机构SKS小额信贷，通常的贷款利率为25%-100%，2010年其年收益高达19%。印度、孟加拉国这种金融体系开放，对国际资本流动“不设防”的国家，对国际资本大进大出带来的“风暴”、“海啸”毫无抵御之力，很容易被国际资本洪流“倒灌”。
最后，就是要为穷人创业提供公平的竞争体制。只有穷人得到的贷款化作创业资本，他们才能真正地脱贫。这就要政府放开创业的门槛，构建公平竞争的体制，引导贫困人口创业脱贫。(支点杂志2014年10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