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省份“双一流”建设相关内容梳理部分省份“双一流”建设相关内容梳理

  本报记者 戴春晨 实习生 邢佳慧 邓雪芬 广州报道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双一流”建设,近日终于有了国家层面的“施工蓝图”。

  春节前夕,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意味着有了国家层面“双一流”操作细则。而在此之前,全国已有20余个省份陆续公布了本省升级高等教育的“施工蓝图”,并提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国内高水平大学、国内百强高校的相关量化指标。综合各省明确的量化指标看,这一轮“双一流”建设风潮,到2020年,全国拟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至少有21所,拟建设的世界一流学科至少58个,国内一流学科上百个,而提及建设国内百强高校的指标已超110所,牵涉财政经费投入至少已达400亿元规模。而高校资源最为丰厚的北京、上海,大部分指标并未公布,不在统计之列。

  在新一轮高等教育资源角逐中,地方显露出要大干一场的雄心;而高企的指标、各地目标之间出现的冲突,也给地方完成规划目标埋下巨大压力。

  20余省份赶场“双一流”

  中国需要多少所世界一流大学?在国家层面的规划蓝图里,这个问题尚未有明确的数字。从2015年提及“双一流”建设的总体方案,到近日明确操作策略的“双一流”暂行实施办法,以及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对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数量目标均冠以“若干”、“一批”等非实指的说法。唯一明确的数据,是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国家“双一流”战略将“支持建设100个左右学科”。

  随着“双一流”战略在地方的落地明确,相当一部分“若干”、“一批”的表述,被一个个具体数字所取代。公开信息显示,目前已有20余个省级政府出台“双一流”的对接方案,或与之相关的高等教育政策文件。其中,湖南省提及2050年建成4所世界一流大学的远期目标;而江苏省则计划2020年争取5所高校进入国家层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到2030年至少建成2所;陕西、山东则分别提出1-3所、1-2所的区间目标;浙江、广东则明确目标为建成2所;而甘肃、吉林、内蒙古等省份也规划建成1所世界一流大学。这些省份大多也明确世界一流学科的数量,少则2-3个,多则达到20-30个。

  值得注意的是,明确建设“双一流”的江苏、浙江、广东,同时在规划建设数量更多的国内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定位是“西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在此之外,一些省份更是提及建设“国内百强高校”等差异化目标。国家层面的“双一流”承接至地方,或者说地方对本省高等教育的升级改造,呈现出不同的定位。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马陆亭表示,地方对高等教育呈现出不同定位,是基于经济基础、财政能力和原有高等教育资源的综合考虑。南京、武汉等城市原有部属院校多,水平相对高,因而有条件冲击“世界一流”;而广州等城市由于财力雄厚,能支持和发展更多高校;但像宁夏这样的区域整体水平不高,因而提出“西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特色战略。而在“双一流”强调“动态调整”、“有进有退”的背景下,建设高水平大学等院校相当于“预备队”,可在某些大学因调整而退出后“补位”。

  不过,话虽如此,目前规划的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国内高水平大学、高水平学科,数量似乎有点多。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20余省公开数据发现,全国到2020年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10所左右,2030年将建成16所左右,2050年则会建成世界一流大学21所左右。而对“高水平大学”的规划,全国提及目标已达到110所,其中江浙鄂鲁四省提出的国内百强目标就达到41所,占据四成席位。20余省共计划建设世界一流学科至少58个,国内一流学科上百个;有省份甚至计划,国内一流学科数量不低于国内的10%,留给其他省份的“额度”不多了。

  有趣的是,高校扎堆的北京、上海还没有公布“世界一流大学”的量化目标。这也意味着,实际的数据,可能比前述数据还大。

  同济大学发展规划中心主任助理张端鸿认为,由于目前没有完成不了目标的问责机制,地方做规划时尽可能考虑本省最佳状态达到的水准,因而所提目标相对乐观,有一定超前性。相对较高的目标能传递压力,驱动本省高校往前走。

  不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却担忧,在地方自我加码的情况下,政绩驱动将会干扰一所大学能否进入“双一流”建设的标准。到头来,入选“双一流”的大学有可能并不是真正办学水平高的院校,不利于整个中国大学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双一流’评价一定要降低行政权力的干预。”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400亿元的钱袋子怎么管?

  政府的规划与支持,是一座大学发展必不可少的“能量源”。20余省近期陆续出台的相关规划,既给出量化指标的“理想”,也给出实打实的经费支持。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至少有北京、上海、广东等11个省(市)明确了支持“双一流”的经费目标,粗略合计已达400亿元规模。其中,北京预计投入100亿推进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山东、广东也明确了50亿元的“弹药”。

  首先要关注的问题是,高校的钱袋子应该怎么管。按现行高等教育“分级办学、分级管理”高校管理体制,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模式主要实行的是“综合定额+专项补助”。其中,预算定额是标准化的经费支持,对于每所院校都差不多,保证大学的一般需要;而专项资助则是重点支持一部分大学的拨款,有激励这些大学提高办学水平的意味。但按传统的体制,无论是预算定额还是专项资助,都有相对严格的使用要求,俗称“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

  身在高校的张端鸿就谈到这种现象:过去高校的财务管理是非常低效的,所有的科目分得非常细,各个科目之间不可以随意调配资源,比如在人才培养科目是富余的,但只能用在这个地方;青年教师的支持比较少的但是不能用其他科目的钱来“支援”。这会让基层的学术组织在调配资源时面临有钱不能用,有钱不够用。一个吊诡的案例是,基层院系在自主办学的过程中筹集到比较可观的资金,但按照规定不能用于人力资源的分配和人才的培养,最终各种排列下来以后,这个钱只能用于造楼。

  “这就变成了很低效的资金配置模式。”他说,“现在改革的方向是,虽然资金仍然是专项资助的途径来给,但是提高整体性,资金整体打包给到院校;另外在高校内部,给二级管理主体的也就是院系整体打包。这实际上给院系使用资金更大的自主权,这会激活学术组织的活力。

  在此基础上,一些教育研究者期待强化对教育经费投入的绩效评估。中山大学粤港澳研究院研究员许长青认为,过去的绩效评估更多强调的是院士数量、人才数量等具体的、静态指标,以后要更多关注到毕业生社会评价、学术声誉等无形的、动态指标,建立起新的动态评估机制。这样更能全面反映一所高校的真实水平,从而评估财政投入有没有效益,有没有违背管理者的愿望。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提到,绩效评估比较重要,实施“双一流”的计划伊始,就应当明确考核方式和标准,进行事前的引导建设,而不要等到建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来开始考核。但现在矛盾的是,教育部的实施方案也提出了考核方式,但是只是原则性的考核要求,而且对于谁来考核,用什么来考核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因而,绩效评估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地制定规范、明确的要求。

  用好钱、办好学,还有更多事情要做。别敦荣表示,除了财力的支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还需要有制度、理念、精神,需要有一套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匹配的制度来支持学校的发展,也需要与世界一流大学相适应的大学的理念、大学的精神来支持大学的发展。而这也是吸引人才的“软环境”。

  张端鸿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是个综合性工程,不仅需要经费和师资的支持,同时应当设立一流的课程、招一流的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