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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务员下海监管松散 治理贪腐成难题

来源:南风窗2012年7月23日【评论0条】字号:T|T

  一般认为官员下海是为了在经济领域有所抱负,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回报,因此常理而论,“油水”越少的部门,离职的可能性越高。然而有趣的是,华南师范大学教师骆立骞对广东省公务员辞职的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公安、人事、司法、财政、外经贸等“实权”部门的公务员辞职的比例反而高于水利、农业、审计、统计、文化、环保、卫生、体育等“清水衙门”。这一结果值得深思。

  治理难题

  广东省一位地方纪检官员向《南风窗》记者解释了官员“非正常”下海的逻辑。一般情况下,问题官员不会辞职,因为那样就相当于脱离了体制内的保护力量,更容易被查处。当然,辞职下海也有好处,就是可以某种程度上规避纪委的监管。

  虽然近年曝光的下海官员贪腐的个案不多,但这一现象早已受到决策层关注。2009年,中国《刑法》修订,增设了一条“离职受贿罪”条款,规定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不当利益的,按受贿罪处理。这条罪名将离职官员纳入了职务犯罪监控的制度网络。不过对这一罪名,目前还未发现有相关案例。

  “官商旋转门”之所以容易成为官员转移贪腐的通道,原因就在于对公务员下海的监管太过于松散。曾经一段时间,在机构精简的政策之下,官员下海是自谋出路、参与建设的正面形象,但随着利益纠葛越发复杂,“旋转门”带出的不再是创业神话,而是或明或暗的利益输送。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将反腐战线延伸到官员离职之后。

  事实上,早在2004年,中央就已经发出了《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离职后3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并要求“对需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干部要委托审计机关对其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该《意见》还要求“切实从源头上防范因领导干部辞职‘下海’诱发新的腐败行为”。2005年通过的《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离职做出了类似的限制。

  《公务员法》还规定了官员离职后违规就业的相应处罚:由其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但这一条款也几乎成了“睡美人”。

  仅证券行业而言,监管官员到证券公司任职的情况就很普遍。据统计,截至2009年,就有近50名证监会工作人员到基金和证券公司担任高管职务。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肖时庆曾“两进两出”证监会和证券企业,2011年4月底,他因受贿1546万元和内幕交易获利约1亿元,被判处死缓。这个案例足以说明证券行业“官商旋转门”的隐患。

  200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台《公务员辞去公职规定(试行)》,规定官员离职3年后应当向原单位报告离职后的工作情况,如果发现违法所得,则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然而浙江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主任陈剩勇教授认为,这个措施几乎没有可操作性。不说原单位是否有动机监管离职官员,中国尚未建立官员财产申报、财产公开和经济审计等配套制度,也很难认定官员的哪些收入属于违法所得。

  香港经验值得借鉴。在反贪腐体系严密的香港,针对离职和退休公务员有严格的限制。公务员离退后,在6个月或1年的禁制期内不得从事任何职业。禁制期结束后,是2到3年的管制期,如果要再就业,统一向公务员事务局提出申请。2008年,香港房屋署前署长梁展文过了禁制期后申请再就业获批,到一家房地产公司任职。但公众很快发现,这家公司曾在梁任职期间,在他手上获得了一个地块。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利益输送,但迫于舆论压力,公司很快就与梁展文解除了聘用合同。公众监督的高效性源于相关信息的透明。除了事先审批,公务员事务局还在网站上公布了公务员再就业的情况,供社会查阅监督,如有虚报,很容易就会被发现。

  官员下海一度被认为是时代的进步。24年前原深圳市副市长叶澄海辞官经商,踏遍美国、南美等地经商,如今其资产估计高达34.09亿元。冯仑、潘石屹等同时期下海的官员也都成了行业中的佼佼者。如何让“官商旋转门”转出创业神话,而不是化身贪腐输送通道,这个话题应当引起更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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