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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传奇经历:在与四人帮斗争中发挥独特作用

A-A+2013年7月27日19:52北京日报评论

  李先念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由乡村小学徒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从最初的一名地方基层干部成为著名的军事家,由擅长军事工作成为新中国经济领域的主要领导人。他经历了无数艰险,但屡现大智大勇。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先念传(1949-1992)》,系统、详实地展现了他不平凡的革命经历,反映了他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奋斗不息而作出的巨大贡献。读来情趣盎然,令人感佩不已。

  受命于危难之际,成功地把部队带出绝境

  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作战失败,在敌人四面包围的情势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让主要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余部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当时不仅环境险恶,条件艰苦,而且内部意见不统一,总部机关几位领导干部长期习惯于徐向前、陈昌浩的直接指挥,不把李先念等放在眼里(李先念曾建议西路军余部左右两个支队一起行动,免得被敌人各个击破,但被右支队领导人拒绝,结果右支队全军覆没)。李先念后来回忆说:“把剩下的三千余人,交我统一指挥,我心中无底。”但李先念在这严峻时刻,勇敢地挑起了率领这支严重削弱的部队突出重围的重担。他分析,东面、北面敌人重兵集结,南面是马家军的势力范围,向西入祁连山,虽然是渺无人烟的冰山雪岭,自然条件恶劣,但易于摆脱追敌,对于失败的军队来说,摆脱敌人就有希望和出路,因此坚毅地决定西进祁连山。但当他率领左支队计划翻越祁连山时,领导层发生意见分歧,有人主张回东边,有人主张去陕北,有人主张就地打游击(有几位领导无法说服,只好同意他们留下,结果被敌人捕杀)。当翻越海拔5000米左右的祁连山,到达祁连山河谷时,又有人提出分散行动,李先念根据多数人意见,坚持部队集体行动战胜困难的计划,继续西进。在安西突出敌人包围、进入戈壁滩行进几天后,又有一种意见要求原路返回、退出戈壁滩,再寻路线,李先念没有同意:“这步棋得慎重啊!”他依靠指南针坚持前进,终于到达新疆星星峡,把部队带出绝境。艰难之中方显英雄本色,徐向前对此高度评价说:“李先念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关于安西之战

  李先念在关于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和革命回忆录问题的谈话中说:一定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写。即使在一些小事情上,也要尽量做到符合历史事实。《李先念传》遵循了这样的精神,写的详实而有历史厚重感。比如,关于西路军走出祁连山后的安西之战,作战失利并遭到敌人追围,疲惫不堪的红军损失很大。通常的说法是此战是原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决定的,但在逻辑上颇有不通之处,为什么李特会越过最高指挥员李先念,而李先念为什么没有阻止。《李先念传》用李先念的回忆纠正了这一错误说法:“安西是我决定打的,不能说责任在李特。”

  关于西路军问题,作为亲历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李先念传》以“血染的征程”对西路军的历史、特别是李先念的活动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为人们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实。

  西路军问题曾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和热点问题,在“左”倾思潮盛行、强调“路线斗争”的年代,西路军被当作“张国焘路线”的产物,其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并且许多西路军指战员因此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受到不公正对待。近二十多年来,对西路军历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而李先念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他就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谈话,1983年2月25日提供给中央领导人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1991年7月8日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西路军写作的意见,都推动了学术界对西路军的研究。目前,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学术界基本达成了共识,比如:一是西路军西征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在整体上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二是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与张国焘没有关系。三是肯定了西路军征战河西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特别是2002年10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西路军作出全面而充分的肯定:“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当然,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西路军问题中值得研究的内容还很多,许多关节点的研究还需要深化,对其存在一些认识分歧在科学研究中也是正常的。

  李先念是如何反“左”的

  1954年6月9日,李先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这是对李先念的又一个非同寻常的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李先念传》透露,在“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里,李先念坚持实事求是、为党为人民负责。1958年,李先念因为“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点名批评,但在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中,他坚持财政部不能“放卫星”,否则“必然加重企业和人民的负担”。《李先念传》这样叙述,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先念表示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并给张闻天提供了一些经济材料,结果在国务院财贸、农林口所属各部委会议上受到批判,被迫两次检讨,但他不顾这些,随后就把全国粮食危机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刚开始认为他是杞人忧天,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李先念回答: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他实事求是地汇报了全国粮食购销的严重形势。毛泽东感到很吃惊,耐心地听李先念介绍情况,留他一起吃饭,了解了真实情况,也加深了对李先念的了解。因此,当李先念向中央提出进口12亿斤粮食或更多一些以解决急需的建议后,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能进口20亿斤,更好。”据此后来实际进口粮食43亿斤,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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