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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人民币诞生始末 董必武为题字沐浴更衣

A-A+2013年7月29日16:07人民网评论

 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与夫人在西柏坡合影 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与夫人在西柏坡合影

  位于石家庄市的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旧址“小灰楼”吸引了不少游客探访,他们到这里来寻根人民币诞生,了解中国的金融史、货币史。“小灰楼”坐落在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55号(原中华北大街11号),目前已被改建为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旧址纪念馆、河北钱币博物馆。本文正是笔者查阅整理有关文档资料解密了人民币诞生的前前后后,以飨读者。

  (一)

  解放前,由于敌人的分割包围严密封锁,各个根据地解放区的财政经济以及货币金融工作都是相互独立分散管理的,货币一直实行“统一领导,分散发行”的方针,各根据地的货币仅限于在本解放区流通。如晋察冀有晋察冀边区银行,晋冀鲁豫有冀南银行,山东有北海银行,晋绥有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有陕甘宁边区银行,东北有东北银行,中原有中州农民银行,华中有华中银行等,这些银行都发行自己的货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流通范围较小、种类繁多的区域性货币和地方流通券。这些货币大多源于抗战时期。那时,各根据地之间处于被敌分割、封锁状态,各自为战,为了对付敌人的经济封锁,不得不“自立门户”。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各解放区开始连成一片,原先的割据状态被打破,野战军跨区作战频繁,各区之间物资交流、贸易往来增多,新形势要求各解放区统一财经政策。

  1947年3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财经会议在河南省武安县(1949年划归河北省)冶陶镇召开。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陕甘宁五大战略区的财经要员齐集于此,商讨统一财经的问题。这次会议开了将近两个月,由于各区情况千差万别,统一财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统一思想,中央派遣董必武前往指导会议。

  董必武带着夫人和孩子从陕北一路东行。当他们走到山西五台县东山区大槐庄时,所带的干粮吃光了。警卫员跑到一个小店买烧饼,但店家不收陕甘宁边币,甚至连公家开的商店也只认晋察冀边币,最后只好空手而归。孩子饿急了,董必武的夫人只好以物易物,用一块新布料换了两个烧饼。这件事使董必武深切体会到货币统一的必要性。

  同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以统一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政策,指导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开展。董必武任主任,杨立三、南汉宸、薛暮桥、汤平为副主任。除特别重大的问题需经中央批准之外,一般问题由华北财经办事处直接指挥各解放区的财经部门自行解决。

  华北财经办事处驻地在河北平山县夹峪村,距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驻地西柏坡约两公里。办事处工作人员有五六十人,都是几位副主任从各地带去的,因此对各解放区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个精干的机构,肩负起了战时“财经内阁”的神圣使命。

  董必武在起草《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时,就将“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列为规程的第五条。中央批准后,华北财经办事处便开始酝酿筹建中央银行,并开始考虑新货币的设计和印制问题。当时,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的印钞设备在华北解放区是最好的,拥有大量胶印机,生产规模也是最大的。南汉宸主张新货币由晋察冀边区设计和印制。9月,在南汉宸的陪同下,董必武前往太行山区的阜平县南峪村实地考察。这次考察,董必武不仅亲自了解了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的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而且对于印制新中国的中央银行货币、统一钞票有了进一步的设想。

  同月,华东局的张鼎丞、邓子恢致电华北财经办事处:“建议立即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区银行,以适应战争,越快越好。”董必武接到电报后征询南汉宸的意见,南汉宸说:“解放区要尽快建立统一的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不能等到北平解放时,各路大军都拿着五花八门的票子进城。否则,就跟八国联军进北京时一样混乱。”

  经过一番考虑,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已派南汉宸赴渤海找张(鼎丞)、邓(子恢)商议建立银行的具体办法。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

  当时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正在陕北转战。接电后,他和周恩来、任弼时仔细推敲,回电说:“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过早一点儿?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中央虽然认为解放区建立统一的银行时机尚未成熟,但同意开始着手筹备,并同意了统一后的银行名称为中国人民银行。自然而然,后来由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就叫人民币。

  1947年冬天,在河北平山县夹峪村一座农家小院的门前,挂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筹备工作由南汉宸负责。筹备处的工作人员有何松亭、武子文、孙及民、石雷、秦炎、王厚朴等十几人,主要来自晋察冀边区银行。他们的工作是搜集各解放区货币发行政策、发行指数、物价指数和设计人民币票样等。一天,朱德从西柏坡来到夹峪村,看见“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后十分好奇,于是走进了院子。何松亭立即将朱德迎进屋子。

  朱德仔细询问了筹备处的工作情况,并问何松亭以前干什么工作。何松亭说他是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早在抗战以前就跟南汉宸、吉鸿昌一起在天津搞地下工作。朱德闻听高兴地说:好,好!你是老银行,搞这个工作就需要你这样的行家里手。

  何松亭坦诚地向朱德汇报了筹备工作中的困难。朱德说:“你们现在的情况比中央苏区的时候好多了。那时候,毛泽民是国家银行行长,他的全部家当就是几根扁担。有了情况,挑起来就走。现在解放区的银行哪一家都比毛泽民的银行要大得多,也富得多。”朱德对中国人民银行这一名称赞不绝口:“这个名字取得好。它叫我们记住,人民银行是为人民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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