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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搞怪诞毛泽东个人崇拜 让其像宗教领袖

A-A+2013年7月31日21:13新浪读书评论

  毛泽东对大会作了总结性讲话。在对批评会议进程不透明的外国记者挖苦一番以后(“在北京的记者不大安分”),他盯着到会人员,咕哝说:“就说这些。会议闭幕。”

  并不是所有的人民解放军领导人都喜欢林彪,或他的“左倾”主义,或军队直接扮演政治角色的主张。这样的异见者,大部分担任军区级的而不是中央级的军事职位。但是朱德是其中之一。“你以为你是谁?”林彪在他们的一次争论中对着德高望重的朱德大喊大叫:“你是什么总司令,你没有真正当过一天总司令。”

  毛泽东的问题在于,这些非意识形态主导的旧式的军事指挥官们,不是林彪主义者,但也不是毛泽东主义者。在摊牌的时候,可以期望他们放弃林彪。但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伤了他们的心。

  毛泽东责备林彪搞了怪诞的毛泽东个人崇拜,这让他更像个宗教领袖,而不是政治领袖。的确,林彪给毛泽东贴上了“天才”的标签。“毛主席的话,”林彪装腔作势地说,“一句顶一万句。”

  “你说过头了嘛,”毛泽东后来声称他对林彪说过,“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

  毛泽东担心,神的一贯正确也会意味着神远离人间。他怀疑林彪正试图把他踢到圣人高高在上的座位上去。

  1971年的一天,江青在颐和园散步,在排云殿的墙上看到一段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一条完全无害的标语。但是,话虽然是雷锋(一位著名的年轻烈士)说的,但那些将近两米高的字,却是林彪的书法!

  江青很愤怒,林彪竟然给公众这样一种印象:他是这条标语的作者。他不是在利用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高自己的声誉吗?

  林彪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加以歪曲,让毛泽东心里感觉不安,是可以理解的。林彪把“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单纯的“毛泽东”,说成是理论正确性的法宝。1970年,无线电广播开始宣称:“毛泽东思想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换句话说,毛泽东思想的魔力能比毛泽东本人活得更长,而且能由一只全新的手作为中介加以传播。

  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紧张关系的产生,还因为林彪希望任命一个人填补国家主席的空缺;此前刘少奇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文化大革命”把他打倒。“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林彪说,他应用的逻辑思路显示了他心里所想的和毛泽东所想的有多么不同,“名不正,言不顺。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林彪说他希望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就像在人民共和国早年那样。毛泽东不想要这个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职位。但是,林彪始终坚持他的意见,毛泽东则抱怨说他不得不六次宣布他不想再当国家主席。

  “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是讲了一句吧,”毛泽东后来说,讽刺性地暗指林彪假装尊敬主席的话,“那就是六万句。”他气愤地说,显然“半句也不顶用,等于零”。

  毛泽东逐渐觉得,林彪在试图引诱他把国家最高职位交给林。毛泽东的感觉大概是对的,但他无意这样做。

  表面上看,林彪在天才论和国家主席问题上笨拙地做过了头,很令人吃惊。在新的党章中不是已经指定他做毛泽东的接班人了吗?根据形势,耐心的谨慎不是最重要吗?

  但是,在二号人物位置上,林彪深感焦躁。处在毛泽东的阴影里,距最高职位那么近,同时又无限遥远,这似乎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对二号人物来说,这并非是罕见的情况,正像安东尼-艾登在丘吉尔的阴影里、休伯特-汉弗莱在林登?约翰逊的阴影里,以及乔治-布什在罗纳德-里根的阴影里那样。)

  对林彪来说,另一个问题是,不仅毛泽东,还有许多中国人开始怀疑,他是否具备当中共主席应该具备的条件。

  1969年10月1日,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庆祝大会上,林彪和毛泽东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讲了话。他那细声细气带着鼻音的发言,丝毫不能引起人们的兴奋。他的头埋在讲稿里,甚至当他念稿子时,广场上的100万人还在喊:“毛主席!毛主席!”

  人群中的许多人肯定会怀疑——城楼上的一些领导人的确在怀疑——林彪患有肺病的身体是不是当主席的料。

  枪声在遥远的东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岸边响起。“兄弟”、和平友好条约的伙伴以及自认为是黑暗世界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灯塔的苏联和中国,因为几小片冰冻的荒地而兵戎相见。

  在“九大”召开前夕的战斗中,有将近一千人被打死,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

  毛泽东并不吃惊,他甚至可能还残忍地觉得这证明自己正确。他若干年来一直认为,苏联,而不是美国,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中国谚语说:“不怕南面虎,要防北方熊。”毛泽东把这谚语当作制定政策的根据。

  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他来说,主要的国际问题是如何对付美国。他向苏联提出的问题——例如1965年他在跟柯西金那次会谈中提出的——是衍生的问题:在中美发生战争时,莫斯科是否能给中国施以援手。

  到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文化大革命”的断壁残垣上降下帷幕时,在毛泽东看来,形势正好反过来了。他能打美国牌对付苏联吗?

  毛泽东的世界观之所以产生剧烈变化,有两点原因。美国的政策在变。毛泽东觉得,美国已经在越南遇到了麻烦,将来不会为中国制造麻烦了。1969年中,尼克松的确在关岛告诉世界,美国在亚洲进行军事扩张的时代结束了。

  与此同时,苏联的外交政策完全符合毛泽东十年来对其所持的阴暗观点。莫斯科派坦克进入布拉格,以便结束杜布切克在马克思主义之内实行民主的试验。毛泽东立即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是“新沙皇”。

  如果“有限主权”的理论能促使苏联人干预并“拯救”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那么难道不可能激励他们努力在中国也拼凑出亲苏的一小撮人,并且在苏联的刺刀下支持他们上台吗?

  当勃列日涅夫于1969年中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并以亚洲集体安全条约的形式提出搞一个莫斯科牵头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翻版时,毛泽东说:“他就像臭名远扬的婊子坚持要为自己立贞节牌坊。”

  毛泽东无情地剥掉了俄国熊脸上的马克思主义假面具;但似乎没有意识到,他正在为后来的一种观点树立先例: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浓厚的民族主义涂抺得难以辨认。

  毛泽东的同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在外交政策路线上惊人的转变。

  苏联已经开始使毛泽东心神不安。一方面是毛泽东真诚地觉得,斯大林死后苏联社会主义的演化不合他的口味,另一方面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争论十分鲜明地显现出他和苏联之间在文化上存在鸿沟。很难把这两个因素分割开来。

  如果毛泽东像张国焘一样曾在20年代访问过苏俄,他或许会跟张国焘一起发现,甚至列宁领导下的俄国社会主义,对中国口味来说,也不是一道开胃的菜。

  到1969年,毛泽东对苏联的敌意还有出于简单的民族主义的考虑。美国处于顶峰,而苏联正在崛起。向美国一边倾斜会对中国有利。

  毛泽东对苏联的烦恼,还有一丝不合理的因素。苏联是一面镜子,毛泽东在其中看到了某种丑陋现实。

  他变得憎恶苏联搞“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太穷,而不能使消费水平成为衡量真正社会主义的尺度。他嘲笑苏联“修正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不是因为他有明确的另一种观点,而是因为他对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有些悲观,而他正在这一悲观的泥潭中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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