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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山大的二胎:生育成本高只能打退堂鼓

A-A+2014年1月30日16:11南都周刊评论

  压力山大的二胎

  尽管政府即将放开“单独二胎”,一些调查统治也显示有六七成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生二胎,但在昂贵的生育成本面前,许多人都只能打退堂鼓,虽然她们符合“单独二胎”的政策条件。

  记者_黄修毅  实习记者_魏晗宇  上海报道

  已经快半年了,刘远一家早餐桌上的气氛,至今仍是如履薄冰。小夫妻俩埋头往各自碗里草草扒拉粥饭,与哄儿子进食的公婆相对无语。

  略嫌空旷的餐厅里,只听七岁的儿子虎虎撒娇嚷着要“酱瓜”、“腐乳”,张着嗷嗷待哺的嘴,赖在爷爷奶奶的膝头。夫妻独对的时候,忍了多时的妻子会向刘远投诉,“这孩子要是以后没出息,都怪你和你爸妈。”

  虎虎在出生一个月时即被查出苯丙氨酸PH值偏高,后被确证为一种PKU罕见病(学名苯丙酮尿症),因天生母体缺少一种酶,一摄入淀粉就会过敏。特意从老家赶来照顾孙子的刘远父母,一有风吹草动就为这孩子担惊。

  半年前,也是在早餐桌上,滚动播放的早间新闻里公布的“单独二胎”政策,不觉间灌进这对老夫妻的耳朵,挑动了60多岁老人的心思,“你们也符合条件,趁着小张还年轻,再生一个,到时还能和虎虎做伴。”

  也是从那时起,刘远分明地感觉出妻子张然心和公婆之间的疙瘩。张然心常常独自气恼,“再生一个?光虎虎一个都养不过来。你妈没开玩笑吧?”

  老人家想抱第二个孙子,小夫妻不敢生

  刘远和张然心夫妇,一个原籍四川,一个老家在江苏某二线城市。年过而立,能在上海西区有一套131平方米的三居室新房,全凭辛勤打拼与勤俭持家。

  刘远在广告界混迹十多年,忙前忙后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公司,而张然心2011年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会计专业在职研究生,现仍是半工半读状态。大城市的生存压力,驱迫着这对刚刚扎住阵脚的小夫妻,丝毫也不敢懈怠。

  过去共同经历的艰辛足以让他们瞻前顾后:初来上海那几年,夫妻俩人一直租住在中山公园附近一个30平方米左右的老房子里,“连炒菜都得在屋子外面。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忍回顾,每次开车都小心地绕过。”张然心说起来心有余悸。

  如今住上了市中心区一梯两户的高层公寓,表面上俨然体面的城市中产,实则每月还得担负过万的房贷。不论走到厨房还是卫生间,刘远总是跟在家人身后提醒,“人走灯灭”,离开房间就得把这个房间的灯关了,节约电。

  儿子虎虎的病,等于是对这个刚起步的家庭开了一扇难以堵上的“天窗”。因为对淀粉的禁忌,虎虎只能喝标注着‘无苯丙氨酸营养粉’的奶粉,其价格是普通进口奶粉的两三倍,“要六七百块钱一桶,一天40克,大概只能吃10天”。

  而遵医嘱,这个病如若发展到严重程度,甚至有变成痴呆的风险。以至于七年以来,刘远家的餐桌上,永远是变了法子烹饪的素菜,像肉、鱼、虾、蛋及豆制品都是富含高苯丙氨酸的食物,不得不被一概排除,“营养只能另外靠补品。”

  如此严苛的要求,好比在这个家庭植入了一颗不定时炸弹,家里人在孩子抚养的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也都格外谨小慎微。说到此,刘远只有苦笑的份,“我是衔着土勺子出生的,儿子怎么得了这么个金贵病。”

  为了维系这个家庭的经济运行,刘远夫妇俩几乎都全身心扑在了事业上;儿子虎虎所需的特别看护,他们只能假手于人。最初是从老家四川自贡,请来了刘远的一个表妹。五年前,则换成了刘远的父母,夫妻俩把老两口接到上海长住,照料孙儿兼顾帮厨,“也省得请保姆”。

  去年虎虎到了上学年龄,需要老两口轮番接送他上下课,而且和城市几乎所有望子女成材的父母一样,虎虎的周末也不消停,英语课、绘画课,都排得满满的,也成了布置给老两口的“课外作业”。眼看着越来越年迈的父母精力日渐不支,刘远夫妇想到了再请表妹“出山”。

  当年照料过幼年期虎虎的刘远表妹,后来因为结婚生子回到自贡老家。这趟回到上海的她,已是身边带着一个男孩的母亲了。刘远祭出此招,私下里还有个算盘:家里凭空多出一个“弟弟”,“新晋”成为哥哥的虎虎会不会顾及兄长面子,变得懂事一些?

  如今,趁媳妇不在场,刘远父母就要跟儿子咬耳朵。学乖了的刘远,见势就避开,“肯定还是给虎虎添个弟弟的事。”夹在妻子和父母当中的他,在这半年里,已学会了两边赔笑脸,在父母面前推说对孩子的教育责任重大;对妻子则宽慰地附和,等孩子慢慢长大就好了。

  小夫妻想生二胎,丈母娘制止了

  从刘远家的窗户望出去,在紧邻高层公寓与苏州河之间的暗部,是兴建于五六十年代的工人新村,如今拱卫着这片楼价连年攀升、高端物业聚集的地区。在那里,两代人之间关于“二胎”的博弈上演着另一个版本。

  两岁女儿的母亲曾明提出想再要一个孩子的时候,招致了孩子外婆的迭声反对。“小年轻怎么这么想不开?你外婆生了七胎,还不算夭折的四个,那是当年被国家政策鼓动起来的,我从小就没见她在家务事里直起过腰。再生一个,孩子大点,怎么住?”

  环顾这个被婴儿用品、医疗器械塞得满满当当的“车厢式”二居室(客厅直通房间,都是面东朝西),深深烙印着曾明从小就和父母、奶奶同住的痕迹。现在给小夫妻俩腾出的一间“新房”,出嫁前是曾明和奶奶合住的“闺房”,而十多年前为了给备考的她一个安心复习的环境,家里人还曾在阳台上打地铺熬过那个漫长的溽暑。

  两年前,曾孙女的出世让这个拥挤的家真正成了“四代同堂”, 小孩的哭噎混杂进了老人的气喘,也没有冲淡新生命为这家人添的喜气。上了八十的奶奶甚至主动搬到西晒的小房间里,与曾明父母合住。从西窗的简易阳台上,经常晾晒得满满一竹竿,不是换洗的婴儿尿布,就是老人尿湿的床单。

  初为人母的曾明给孩子喂奶时,也只从房间天花板正中的日光灯管上垂下一道布帘子,就算辟出了一方母婴私密空间。只是每到公公上门,这个家的局促,才让她感到气短。

  曾明比他丈夫小两岁,俩人都是家中的独子独女。婆婆本是下乡知青,和当地人结婚后,直到退休才把户籍迁回上海。以至于曾明的丈夫虽在上海的亲戚抚养下长大,但从小寄人篱下的他空有一个户籍,却在上海没有片瓦,“要不是丈人、丈母娘的接受,我现在也还是一个赤佬(上海方言,谓‘一无所有的人’)。”

  女婿入赘、家里添丁,户主曾明的名下一下多出了两个户口,人均居住面积下降到15平米以下,够上了2013年上海市政府颁布的经济适用房申请购房条件,并最终在去年10月,赶上了最后一批“经适房”购房者名单。

  那个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在曾明头脑里酝酿的独立生活的前景,变得前所未有地实在起来。喜欢热闹的她,在经适房申请下来的那天,在全家人面前抛出了“想要再生一个孩子”的念头。

  未曾想,在这个从“不患贫”的家里,却激起了一场疾风骤雨。率先发难的就是曾明的母亲,“说我异想天开”。发现拗不过心意已决的女儿,丈母娘干脆向女婿摊牌:要二胎可以,这回得姓“曾”。

  这让一向“把丈母娘当亲娘对待”的女婿,在这个家里有了一副含屈受辱的神气。“好几次,他眼圈发青地从帘子后面探出头来,把正在喂奶的我们娘儿俩吓得一跳,好像这个家再也容不下他了,一个大男人家的……”曾明每说及此,都要语塞。

  申请下来的“经适房”地处浦东三林,一年后才能正式交付。由于那里未通地铁,夫妻俩上下班交通不便,说好了把新房置换给父母住。而现有的老公的房则出租,以租金支付每月4000元左右的房贷。夫妻俩带着孩子再租房住,房钱则由父母补贴。

  母亲为何要出此下策,日久曾明的心里也明白起来,那本七拐八弯的账,看起来精于计算,实则迫不得已,若非在这逼仄的环境生活了三十年,实是难以理解的。“还不是因为在住房和收入两头,总有一头短拙,否则谁愿意横竖动脑筋?”

  “我妈的顾虑也有道理。”说话间,她手里的针线没有停下过,用床单撕制的尿布拆了又织,如今这等款式的自制尿布已经很少见了。

  尽管政府即将放开“单独二胎”,一些调查统治也显示有六七成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生二胎。但在昂贵的生育成本面前,许多人都只能像曾明、张然心那样打了退堂鼓,虽然她们符合“单独二胎”的政策条件。有媒体统计出在城市中抚养一个孩子的账本:

  一个婴儿每个月的奶粉钱支出将近1500元,尿不湿每个月要500元,再加上孩子的衣服或其他消费,每个月的支出在2500元左右。照此计算,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的两三年花费也得5万元到8万元。若是家里请了照看孩子的保姆,费用还不只这些。北京一个育儿嫂的月工资至少也得在4000元以上,一年差不多5万元。

  阳光人寿保险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一个孩子的高中花费总额4万元,大学的花费总额9万元,硕士花费总额是6.6万元,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习生活费用总计少说也要30万元。

  社会学家徐安琪在调研报告《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说,从直接经济成本看,10年前的上海,一个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达到25万元;到子女上大学再读研,则高达48万元。十年后的今天,抚养成本无疑更高。

  在这本账簿面前,许多想生二胎的年轻人都望而却步了。

  东亚“二胎化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可以走出去的;而“低生育率陷阱”是很难走出去。日本和欧洲在绞尽脑汁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仍持续低迷,今后还将陷入“老年化陷阱”。

  文_ 易富贤(人口学者,《大国空巢》作者)

  一泻千里的生育率

  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都曾经提倡二胎化的生育政策。

  为了应对失业与住房两大难题,当时为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有着强烈的控制人口的愿望。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两个就够了”。1968年推行合法堕胎法令。自此,新加坡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0年的5.45,下降到1975年低于更替水平,1984年只有1.62。

  1984年,新加坡提出新的人口政策,鼓励接受高等教育的夫妇生育三个或以上孩子,但生育率却未升反降。1986年解散“家庭计划”组织,1987年开始大幅度调整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仅仅从1987年的1.62提升到1988年的1.96(只出现了一年的补偿性生育小高峰),1989年再跌回1.75,到1996年之前一直稳定在1.7。1997年之后再次下降,2002年之后只有1.2左右。2010年华人生育率只有1.02, 与台湾、韩国基本一致。很多东南亚的华人学者都把它归咎于李光耀的政策失误。由于生育率无法回升,现在新加坡只好采取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移民。

  1965年起,台湾地区也开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的政策。随着经济的起飞,生育率从1963年的5.47不断下降,1984年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但是在人口学家的误导下,台湾于1983年还制定“人口政策纲领”,提出“缓和人口成长”。1989年生育率只有1.68了,台湾“家庭计划”的口号才转变为“一个嫌太少,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1992年修正“人口政策纲领”,将人口成长目标由过去的“缓和人口成长”改为“维持人口合理成长”。虽然政策改变,但是生育率却并没有回升。2006年再次修正“纲领”,提出“实施人口教育,营造有利生育、养育之环境”,仍难阻生育率下降势头,2010年台湾人的生育率只有0.895了。

  韩国早在1962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从5.5左右不断下降,1983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95年降到1.65。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人口学界就“是否继续鼓励少生的生育政策”展开辩论。结果开明派占了上风,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转而实行新人口政策。但并没并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生育率仍然继续下降,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2004年,韩国政府正式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2005年出台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但鼓励生育之后,2010年的生育率仍只有1.22。

  生育率下降得越低,今后鼓励生育需要的“动能”越大。生育率在1.7-1.8左右,说明传统生育文化还没有完全破坏,各项经济设计也还没有完全畸形化,如果出台积极的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还是可以回升的。比如美国、法国、英国在1970年代后期生育率降低到1.8,但后面出台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都出现回升。如果生育率太低,需要的“动能”太大,虽然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就很难回升了。

  台湾在1986-1997年期间生育率徘徊在1.75的水平,韩国在1984-1995年期间生育率徘徊在1.65。从1986年到1996年这10年,是台湾、韩国鼓励生育的最后时机,但是由于人口学家们的误导,这两个地区并没有及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虽然新加坡也错过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但相对于韩国和台湾来说还算干脆利落。新加坡的这些政策虽然并没有让生育率回升,但至少遏止了生育率下降的势头,让生育率稳定在1.7的水平长达10年之久,而台湾和韩国生育率却很快就一泻千里。

  难以持久的东亚模式

  发达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总抚养比一直稳定在50%左右(二战后的婴儿潮期间还稍有增加),总劳动力也一直在增加,因此经济一直保持上升势头。但是2010年之后,劳动力开始减少,总抚养比开始快速增加,意味着占全球经济份额即将下降。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其实是人口危机,是西方经济衰退的标志。

  以2005年为拐点,美国的总抚养比开始上升,这可能是美国近年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不过由于美国的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上升得比较平缓,幅度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总抚养比将在2030年后重新稳定下来。尤其是,美国的15-64岁总劳动年龄人口在本世纪内一直是不断增加的。因此,美国的经济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弹性调整之后,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前景将更为光明。

  台湾、韩国在1970年总抚养比还高达80%(“不堪重负”者多),当时是威权政治;20世纪80年代后期,总抚养比降低到50%以下(最容易政治转型的人口结构),人均GDP保持在9%左右的年均增速,民主政治热情高涨,完成了政治转型。台、韩目前经济还不错,是因为到2015年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在增加。

  没有民“生”,就没有民生。2016年后,台、韩劳动力将负增长,可能会走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的老路。韩国由于2001年以来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今后老年化和劳动力短缺程度将超过日本。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

  从国际经验看,自“二战”以来,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少数国家和地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虽然人均GDP产量高于拉美和马来西亚,育龄妇女人均生育率却不到拉美和马来西亚的一半,这种“杀鸡取卵”的东亚发展模式注定无法持续。

  从趋势看,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是强弩之末。如果生育率不能快速提升,今后日本、韩国、台湾的经济将毫无活力,而拉美、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由于人口结构年轻,经济将是朝气蓬勃。

  可见,“中等收入陷阱”是可以走出去的;而“低生育率陷阱”则很难走出去(日本和欧洲在绞尽脑汁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仍持续低迷),不死也得脱层皮,今后还将陷入“老年化陷阱”。

  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美国属于长跑,欧盟是中长跑;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是短跑,“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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