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暑假，华中地区一所重点高校教师张放的生活有些不一样。

　　没有像往年一样备课做教案，实验室的工作也开始收尾交接，32岁的张放需要打点行装，告别妻子和两岁的小孩，前往英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

　　5年前张放在这所985高校博士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发了6篇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参与过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和973计划项目——初评时，学院一位老院士对此项目赞不绝口。

　　本以为今年的职称评审十拿九稳。让人意外的是，张放最终倒在了学校人事处的终评环节——学校评副教授的标准又变了，“今年起，没有出国经历一票否决”。

　　张放的遭遇不是个案。

　　“青椒”，是网络上对88万(教育部截至2011年底的统计)高校青年教师的戏称。这是一个占全国高校教师总数超过60%的庞大群体。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寒窗苦读20余载终在高校谋得一席教职。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全国多所大学采访发现，随着近年来高校大扩招，加快引进年轻师资，在严控职称比例的背景下，副教授职称是僧多粥少，讲师晋升成为了校园里一场“惨烈”的争夺战。

　　不断长高的“职称墙”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周光礼教授的调研中有这样一个案例：华中地区一所著名高校的外国语学院，大约有讲师100多人，每年获得学校副教授的指标始终保持在两三个，院长无奈戏谑，要把现有老师副高职称解决，“看来只有评到本世纪中叶了。”

　　2012年底《教育部关于做好高等学校副教授评审权授予工作的通知》显示，依然适用1986年3月出台的《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的规定：博士毕业两年，就有资格评副教授。但这样的规则在高校已经不断升级，“现在能进大学的基本门槛就是博士，指标有限，评审自然‘水涨船高’”。

　　周光礼教授介绍，目前，国内多数高校的教师岗位主要分为三类：教学科研岗位教师、专任教学岗位教师和专任科研岗位教师。但在教师聘任上，每类岗位的考核标准并无明显差异。

　　而科学研究在高校也越来越受重视，发表高水平论文、出版专著、国家级科研项目、省部级以上奖励等等都是其主要考核指标。

　　评审中不断上演的升级版则让人眼花缭乱。

　　以论文发表为例，从最早的要求有两篇以上论文发表就行，到论文等级不断提高，要求必须是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检索的论文，数量要求也在不断攀升。

　　张放的博士班同学在另一所高校任教，学校规定要有出国经历，考虑家里经济条件，这位同学自费10多万元去了台湾，没想到刚刚结束访问学者返校，就得到新消息：规则改成新疆等边远地区支教半年以上就行。

　　论文的标准也常变动。有时规定年限，今年的算，去年年底的就不算；有时变标准，今年这个期刊上发的论文属于核心，明年评委换了，又不是了。

　　梳理多年来副教授评定条件的变化，周光礼教授对现在的讲师们深表同情，“基本来说，如今，985学校最终通过评审的副教授，其难度已经大过了评教授。”

　　全部精力用在教学上，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

　　2009年，张智杰从一所985高校博士毕业，正式踏入大学讲师行列。

　　从农村到一线城市，从学生到大学教师，刚入职那会儿，张智杰觉得自己的人生“十分圆满”，她要做的，就是将自己近10年大学生涯学到的东西，好好“倒出来”教给自己的学生。

　　为此，她四处听课、向老教师求教，专门买了相关书籍为教学技能充电。

　　做课件，讲课，评课，布置作业，课堂测试，期末考评……张智杰将自己的精力几乎都投入到了教学中。

　　在第一学年学生测评老师的打分中，张智杰以平均92分的成绩排在院里所有青年教师的前列，“很累但觉得十分幸福”。

　　然而，“幸福的日子”却在一次无意看到评选副教授、教授的考评实施办法后，戛然而止。

　　张智杰清楚地记得，15页的考评材料里关于阐述教学成果考核部分的笔墨不到两页，剩下满眼都是“论文、项目和著作如何分级别加分”的详细阐述。

　　教学成果考核写在文件细则的最前面，但加分项包括：获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优秀教材奖、教学竞赛奖、精品课程奖、优秀名师称号等。

　　“一个刚工作的讲师，怎么可能开设出国家精品课程或者获得名师称号？”张智杰瞬间明白，经常找她代课的同事的时间去哪儿了。

　　在一次与已经担任博导的师兄通电话时，对方直接“剧透”：只要不出教学事故，不被一票否决，课好课坏影响不大。

　　刚成为大学教师那会儿，张智杰觉得肩上担负着光荣与使命，“一面挑着学生明天，一面担着祖国未来”。

　　这种光荣甚至影响到了张智杰老家的村民——每当村里有人办喜宴，张家人往往都会被安排在上座。

　　可如今，“理想还是败给了现实”。

　　而今，张智杰逢人都这样告诫：“教学是良心活，但更重要的是科研。”她的主要精力也已经从教学转移到了写论文、四处求人发论文。

　　几年前，云南大学一位副教授坦然承认：大学教师如果想顺着“金字塔”发展，做好教学是基础，但一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学上，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

　　激烈的竞争下，高校的讲师们还能有多少心思放在教学上？

　　近日广受关注的清华大学女讲师方艳华转岗事件中，世界各地毕业生发来50多封共计4万余字的请愿书，有学生在一篇日志中感慨：“清华学术大牛越来越多，教书教得好的老师却感觉是越来越少。很多老师忙发论文，忙拉课题，忙培养研究生，真正能在培养本科生上花这么多时间而且又如此优秀的老师，很少很少了。”

　　“墙里墙外大不同”

　　32岁的黄建林是中部某著名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副教授，回想一年前的参评经历，她至今觉得紧张复杂程度“堪比电视里的谍战剧”。

　　从一个职称到另一个职称，黄建林总感觉有种说不清楚的东西，私下里，黄建林把它描述为一堵墙，“墙和城不一样。围城是有人想进来，有人想出去。而翻过了这面墙，安全着陆，就没人再想翻出去”。

　　墙内的风景美不胜收。

　　首先是名，“评上副高，才能被称为专家，进入高级知识分子系列，可以在全国流动，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和社会名誉。”

　　更直观的体现在于利。

　　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工资条上的差别：做讲师时，黄建林的年薪接近8万元；在升为副教授后，年薪超过10万。

　　更丰富的内涵则是，有资格带一帮研究生干活，这都是收入的一部分；可以独立申报课题项目，可以成为评审专家……

　　周光礼教授将之总结为“马太效应”。

　　一个典型的细节是，一些学术期刊编辑看文章时，要看是不是副高以上的。同样一篇论文，如果署名只是一个讲师，编辑可能看都不看就丢到垃圾筐里。

　　现实中，大学青年教师形容“三座大山”让他们喘不过气来——教学、科研、房子，这背后，如影随形的就是职称。

　　周光礼教授介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从博士毕业刚入职到爬到教授职称，收入差距最小的是加拿大，最大就是中国。

　　在中国，本来老师的工资就比较低，副教授是个门槛，评不上就关系到教师的生存，“不仅养家糊口不行，还会教职不保。”

　　两年前，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廉思老师领衔的《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为此写下注脚。该调查覆盖了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5个城市供职于包括985高校、211高校、普通高校、大专院校和成人/民办高校在内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师。

　　该调查显示，作为近九成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知群体，高校青年教师是高压人群。72.3%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其中36.3%的人认为“压力非常大”。

　　调查称，多数高校青年教师都是“月光族”，每月能有结余的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高校青年教师工作前几年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

　　由于生活压力大，不少高校青年教师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以代课、培训、承揽项目等方式贴补家用，甚至有14.2%受访者以兼职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

　　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说起几年前学校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一个故事，华北地区一位教授唏嘘不已。

　　一位年轻的讲师掰起手指算账，扣公积金、扣税、扣房租，一个月拿到手的钱不到3000元，所谓的年终奖要靠天收，为了养家糊口，只有没日没夜的在实验室里干活。

　　这位时年35岁的老师担心哪天猝死在实验室，每个月专门花600多元买了一份保险留给女儿，“说着说着，他已经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