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丁新民不停地喝着水。
忙碌一整天，晚上把自己扔回一个“密闭”的宿舍内，才有了喝水时间。
作为北京世纪坛医院援助武汉医疗队队长，抵达武汉9天，丁新民不断调快工作生活指针。“每天有那么多新增病例，医护人员若慢一点，病人命就没了。”
分秒必争的关头，丁新民建议他的12名队员，工作时必须“心无旁骛”，少喝水、少上卫生间，减少被感染的概率，把时间留给病人。
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张畅 摄从早上9点踏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隔离病房那一刻，丁新民在猴服、隔离服、口罩、护目镜及鞋套等的重重“包裹”下，不足5个小时，全身上下无不湿透。下午2点出来，整个人几乎虚脱。
“我是军人出身，身体素质尚可，但5个小时对40名病人的查房亦会疲惫，何况有比我年龄更长的医务人员。”接受中新社记者电话专访时，丁新民的声音干涩疲倦。
在武汉这些天，丁新民称或是他从医20多年心理压力最大的日子。过去在军队医院，参加过不少突发事件救治，唯独这次，遇到这场瞬间暴发的疫情，体力透支交织着心理压力，有时会将人推向精神崩溃边缘。
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张畅 摄 “其实对于多数医护人员来讲，体力问题算不得什么，重要的是如何缓解心中的压抑。面对一个传染性极强的病，不担心被传染有点不切实际，但治病救人又是你的天职。”
50岁的丁新民说，他不认同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是‘天使逆行’，关键时刻迎难而上是职业属性，你干的就是跟病魔抢病人的工作。“如果有一天扛不住，倒下了，也不辱这件白大褂。”
这段时间以来，媒体披露有患者辱骂、殴打医护人员的消息。在丁新民看来，对于这个新出现的疾病，能不能治愈，很多病人心里没底。一时的害怕、恐慌都属普通人的正常反应。
“病人的压抑、恐惧、无助，在他们顶不住时，很可能会发泄在医生护士身上，甚至有病人向我们吐口水、撕扯我们的防护服。当时也很生气，但回头想想，你能怪他吗？”
丁新民回忆，这几天遇到一个30多岁女性患者，自己本身病情很重被隔离治疗，可还想着父母怎么样。可她并不知道，父母已相继去世了。
“在这种心理创伤下，可以想见病人的心理状态，你再怎么安慰，也缓不过劲来。就像这位女患者得知父母离世，情绪瞬间爆发。哭着喊着要去重症监护室，连续好几天不睡觉，甚至不想活了。”
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张畅 摄 忆及这件事，电话里的丁新民，情绪有些激动。“在患者非理性状态下，如果不批评她可能是无效的。我对她讲，不管如何，只要还有1%的希望，我就会全力救你，你不配合，连一点希望都没了。我瞒着老人孩子从北京来，冒着危险，不就是为了救你吗？你也要给我个机会。你把命交给我，我拼了命也会让你活着走出医院！”
说完这句话，电话里的丁新民，沉默了。
过了许久，他对记者说，“无论如何，我不想让病人就这样在恐惧中死去。”
在他看来，对于病人治疗是一方面，但更多时候要在心理层面给予宽慰和疏导，要让患者逐渐从恐慌中平静下来。告诉他们，这个病怎么一回事，只要积极治疗，康复总是有希望的，重拾求生欲太重要了。
到武汉这几天，丁新民几乎睡不了一个安稳觉。夜深人静，电话里的他时不时打着哈欠。“采访完，我马上要写工作日志了。”
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张畅 摄“您和队员还要在武汉待多久？”
对于记者的问题，丁新民想了想说：“两周，也可能更久。我们都做好了心理准备。”
据他形容，这几天，他下班后喜欢上了骑单车，特别是在武汉空旷的街头，可以思考很多问题。比如说，“平日里，你经常会看到医患矛盾，百姓经常不解，甚至抱怨为何看病这么难，更恶劣的还会有人伤害医护人员。”
“可到了危难关头，每个医护人员都争先恐后跑到武汉，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孩子的父母。不怕吗？怕！可担心过后，又无怨无悔上了‘战场’，没人给他的身份丢脸。”
缓了片刻，丁新民补了一句：“让我们彼此理解吧。”
此时，已是零点零二分，丁新民放下电话，开始整理他一天的工作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