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8月15日报道 美国“石英”财经网8月5日刊登题为《中国出现越来越多农民工子女构成的“失落的一代”》一文，文章称，四岁的邹子义(音)静静地坐在破旧的教室里，电视上放着迪士尼动画片《冰雪奇缘》。当电影结束时，熟悉的主题曲《随它吧》想起。子义看了看其他孩子，似乎想要说点什么。但他没有。周围的大人说，他说话很少，几乎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
在广州一个托儿所兼职的家庭主妇吴新琴(音)说：“他一个礼拜都穿着同样的衣服。”子义的爸爸是一名摩的司机，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没时间照顾他，他的妈妈去年离家出走。他的爷爷、来自湖北的55岁农民工邹老汉每天将子义从托儿所接回家。
文章称，子义是中国制造业中心广东省2000多万农民工子女中的一员。与许多家乡湖北省荆门市的留守儿童相比，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是幸运的——他能与爸爸和爷爷住在一起。
但与其他数百万农民工子女一样，子义的生活非常不易。一天中大部分时间他都呆在托儿所里，因为家里的大人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没法去其他地方。
他没有接受过真正的家庭或学校教育，缺少关爱和社会交往。他一个人呆着，看电视，看画书。在托儿所的一周里，记者只看到子义说过几个词——“大象”、“我要那个”、“不”。
牺牲成长的一代
文章称，几十年来，数亿农民工离开农村家乡，涌到大城市，通常他们能在工厂里找到一份比种地收入更高的工作。这种迁徙对中国的经济繁荣至关重要——10年来，中国经济在以10%或更快的速度增长，制造业一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左右。
但这些农民工的子女却过着艰难的生活。一些孩子有可能成为中国失落的一代，变成经济快速增长的牺牲品。
文章称，由于城市生活成本高，许多农民工把子女留在老家，由家人照顾。今年6月，贵州农村4名儿童服毒身亡后，大约6000万“留守”儿童的困境引发了全国关注。官员们表示要改变现状。李克强总理承诺，“悲剧不能一再发生”，并责令政府部门加大对农村儿童的监管。
但还有许多离乡背井的孩子生活在城市里，缺少政府或社会的关爱。数千万农民工把孩子带到城市里抚养。
文章称，这些经常被称为“流动”儿童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缺少地方社会保障，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他们经常不符合公立学校的入学条件，这种家庭登记制度决定了公民享受的福利种类。流动儿童跟父母一样是“农村户口”，因此无法享有跟城市同龄人一样的权利。
流动儿童的数量在增加。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项调查，2010年中国城市中四分之一的孩子是流动儿童。2013年，这一比例增加到三分之一——流动儿童总数达到3580万。
忙碌的父母，孤单的孩子
文章称，自从20世纪70年代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大多数孩子生活在众星捧月的环境中——父母和4个祖父母轮流照顾他们。(有人称之为4-2-1家庭结构，4个祖父母，2个父母，1个孩子。)理想情况下，如果农民工到城市去，把他们的孩子留在家里，家里人能照顾孩子。但如果孩子跟父母一起到大城市里，那么这一结构就瓦解了。
子义的父母和爷爷10多年前来到广州。他的妈妈两年前离家出走，至今没有音讯。子义从来没去过动物园，尽管爷爷知道小孙子很喜欢动物。邹老汉没有时间带他去。
子义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托儿所里。两层楼的托儿所里有个大教室，里面有书和一台放在地上的大电视，还有一个餐厅和一个厨房。隔壁就是火车票售票处，在春节期间，农民工们凌晨4点就来排队买票。每天早上，大约20个孩子被送到托儿所，一整天基本上都在唱卡拉OK、看动画片。
只有一名全职工作人员看护孩子，还有一些兼职的志愿者。他们教孩子一些基本的阅读和写作，还有音乐和自然等课程，但都不是系统的教学。
这些孩子不仅仅在语言上没有得到充分的学习。
6岁的宋莹莹(音)按时来托儿所，她比其他女孩都要活泼主动，这使得她经常引人注目。
老师说，她还不知道该去哪里上厕所，因为忙碌的父母从来没教过她。她有时就在托儿所附近的院子里上厕所。
她的妈妈陆女士在采访中说，她2003年从江西来到广州。她还有个儿子叫宋如意，比莹莹大4岁。
如意出生在广州，3个月大被送回江西。他妈妈说，爷爷奶奶带大如意，非常惯他，使得他变得非常淘气。上学后，他经常打班上的同学，陆女士不得不把他接回广州。
农民工子女接受良好教育很难
文章称，中国可能出现失落的一代的另一个原因是农民工子女获得良好教育的途径有限。在广州，小学分成两种：一种是比较好的公立小学，一种是基本不受监管的私立小学。小学系统一直倾向于本地孩子，给外地家长制造了巨大的障碍。
《广州日报》报道，广州番禺区共有117所公立小学和24所公立初中。该区教育局规定，从今年开始，公立小学每年招收的新生中，外地学生数量不能超过10%。
与此同时，家长们称该区私立小学没有资质，而且采取舞弊手段。来自四川的姜女士有一个7岁的女儿在私立小学上学，她告诉记者说，学校让孩子们在期末考试日期前就把考试卷子做了，这样他们就能提前知道题目，从而人为提高考试分数。
托儿所唯一的全职看护员赵开琼(音)说，在20多个孩子中，只有两个上了公立学校。即使是公立学校，家长还是要交4800美元赞助费，这相当于他们一年的收入。虽然这笔付给学校管理者的钱数目不菲，这还不够，家长们还要有关系才能让孩子上公立学校。
赵开琼说，近两年前托儿所成立以来，她已经看护了数十名农民工子女。她说：“政府应该放松公立学校的入学限制，让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享受更加公平的上学机会。”(编译/卢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