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汉口开埠后，外国资本进入武汉三镇的最后障碍，终于被打破了。深处内地的武汉，也和广州上海等沿海第一批开埠城市一样，逐渐被迫与近代世界融为一体。
武汉是“九省通衢”的内陆贸易中心，英、法、日、德、美、俄以及其他国家纷纷在武汉设立租界、办工厂、设银行、开洋行，武汉的对外贸易额也由此迅速增长。
汉口开埠后，湖北不仅是西方列强渗透的重点，而且也成了清朝洋务建设的新中心，这使得湖北跻入“开风气之先”省份的行列。1889年，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直至1906年，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张之洞主持了耸动中外视听的“湖北新政”。
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费无量数之苦心，经无量数之痛苦，铢积寸累”，湖北终于以一隅之地，耸中外之试听，成为与李鸿章、袁世凯空置的北洋系相并列的又一个洋务建设新中心。
张之洞督鄂以后，汉口市场的贸易渐趋繁荣，汉口很快也很快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不仅传统商业的商品流转量继续迅猛上升，而且其直接对外贸易，也迅猛增长。
据海关统计，1890年汉口对外贸易总额为5300万两白银，到1902年猛增至1亿两，1910年达1.5亿两，“夙超天津、广东，今直位于中国要港之第二”。
与对外出口贸易增长速度相适应的是商品种类的不断增多。据日本人水野幸吉调查，清末汉口市场输出的农、林、畜、副、渔产品、手工艺品及其他各类杂货，可谓门类繁多、品种齐全。
土产品以茶叶为第一，当时，汉口是内地最大茶叶口岸之一。棉花出口方面，武汉仅次与上海，是当时全国第二大棉花市场，每年出口总额，约占全国棉花输出总额百分之四十左右，不仅仅江汉平原的棉花，而且河南、湖南等省的棉花亦集中于此。
随着武汉国内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外国商家开始在汉口设立洋行，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他们通过买办收购原料、推销商品，形成一个从通商都市直达穷乡僻壤的买办网。这使得这一时期汉口的商业市场发送明显的变化，即洋货充斥品种浩繁，大街小巷，比比皆是。
从对外贸易量看，汉口每年销售的外国货占长江口岸（除上海外）的2/3，占全国外国货进口总值的10%左右；而土货的出口值则占到全国的20%左右。
汉口开埠之前，尚无现代意义上的进入机构；开埠之后，为进行土产收购，1961年英国汇隆银行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开外国银行在汉口设行之先河。此后，各国银行纷纷来汉设立分行。
张之洞到任后，援广东成例，在鄂设局开铸银元，又于1896年在武昌设置官钱局。随后，张又仿照西方银行，批准设立湖北境内第一家本国资本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汉口分行，此后中国银行、大清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也在汉口设分支机构。
这些现代金融机构的出现，也带动了传统的钱庄从经营货币兑换扩大到从事商业款项收支、资金融通等业务，周转量大增，钱庄数也因此扩大到149家，成了华中地区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
从1890年到1909年，张之洞先后创办了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湖北制麻局、湖北纱纺官局、武昌制革厂、白沙洲造纸厂、湖北毡呢厂、湖北官砖厂、湖北针钉厂等近代企业，总资本约1130万银两，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
张之洞倡办实业，带动了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武汉有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步步紧逼。自1861年汉口开埠以后，湖北逐渐由封闭落后的内陆省份，演变为“商贾辐辏，白皙人种联翩并集”的列强势力圈竞争之中心点。
西方列强在湖北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商埠，设领事；圈占租界；设立银行，输出资本；兴办工厂，输出生产资本；辟航道、筑铁路、控制交通；传教。西方列强在湖北的渗透，使湖北彻底告别了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逐渐与外部世界联为一体。
1889年，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此后开始了近二十年的“湖北新政”。在此期间，李鸿章的北洋系经过甲午战争的沉重打击，其赫赫势焰大见低落，而张之洞在华中地区经营的“新政”诸方面，自然更为举国朝野所瞩目。
第一，“湖北新政”使湖北首次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开设的规模宏大、带有近代色彩的工矿企业；第二，“湖北新政”兴办了具有近代色彩的文教事业，造就了一批不同于中国旧式士大夫的知识分子队伍；第三，“湖北新政”造就了一支前所未有的新式军队。
湖北新军所招收的兵员，大都是当时有一定文化的青年，他们的思想在当时相对活跃，对革命思想的同情和接受，也极为容易。革命党人看准了这一点，重点对新军展开了串联和发动工作。
在军营内，革命党人加强对革命思想的宣传，“每每士兵交头接耳之议题，必《大江报》所登之话题”，这成为了湖北新军中众所周知的秘密。以至于后来如后来居正所说:“时吾鄂有识之士，皆知清运将终，多有怀革命之志”。
1910年，因为管理不善，尤其是公司管理层挪用资金炒股并产生巨额亏损，川路公司出现了巨额财务窟窿，股本几乎损失殆尽。
1911年5月9日，清廷决定全国铁路干线均要收归国有，并拒绝为川路公司炒股亏空买单。同年6月17日，成都各社会团体和川路公司的股东们聚集在一起，宣布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向四川总督衙门请愿，最终酿成武装暴动。之后，清政府从临近的湖北紧急调集军队进行镇压，进而造成湖北防备空虚。
四川保路风潮发生后，革命党人决定在湘鄂两省同时发动起义。但一周后，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于是，湖北当局开始加强警戒，全城戒严。
10月9日，共进会领导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拘捕刘同、李淑卿等6人，并随即引渡至湖北当局。湖广总督瑞澂随即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之后，革命党领导人大部分被当局抓获。
10月10日傍晚6点左右，驻守武昌城内的新军先后发动起义，向楚望台进发。经过反覆的进攻，革命党人在天亮前占领了镇司令部，整个武昌也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了。
当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并取得胜利以后，组织者和领导者或死或伤或在国外。革命党人认为，应该有一个有地位名望的人来出面号召，主持大局，遂临时推举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都督。
黎元洪任职后，改湖北省咨议局大楼为都督府，并根据孙中山编定的《革命方略》的原则精神，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通电全国，请即同时响应。
武昌起义震惊了朝廷，清政府迅速作出反应，组建大军迅速向汉口附近集结。面对这一形势，湖北军政府决定正面迎敌。从10月18日出战汉口，到11月27日汉阳失陷，前后战斗41天，史称“阳夏保卫战”。
在此期间，各省份先后宣布独立，关内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山东四省效忠清朝。之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
1911年12月15日，各省代表获悉袁世凯赞成共和，决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
12月25日，孙中山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立宪派和旧势力也认为孙文是在争取袁世凯反正之前的总统人选。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推选黎元洪任临时副总统，并通过大总统提名，正式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满清政府，推翻了在中国实行了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并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性质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尽管这部宪法并没有被真正落实过，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如此，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革命党人和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的帝制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同时也对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并进而使“朕即国家”的皇权思想彻底得以终结。
中国主流观点认为，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清朝，没有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没有建立共和体制，更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会革命，而是在列强的压力下，与袁世凯妥协，把胜利果实拱手相让。
因而，辛亥革命只完成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第一项——民族主义，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账。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汉学家纳散尼尔·佩弗对辛亥革命也给予了很低的评价：“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