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
7月4日，李超（化名）接到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书面通知，他起诉班主任周某的案件已正式立案。
2022年11月12日，十堰市郧阳中学高三学生小李晚自习结束后离校，步行5小时到20公里外的汉江跳桥轻生。出事前一天，小李被没收手机，班主任将他叫走谈话。
更早之前，小李曾向父亲抱怨，说想念分班前的班主任，与现任班主任有矛盾，“恨不得打他一顿”。他还跟父亲探讨，不认同“靠成绩考大学才能出人头地”的教育理念。
李超只是劝解儿子“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之后购买了1.3万元购物卡送给周某。“他离校前说不想活了，周某上报学校、联系家长时，漏掉了一些信息。我也很后悔，会去坟前给他道歉。”
心理专家丛媛表示，此事件过程中，小李多次释放了求助信号，但被老师和家长忽视，“家长和学校在孩子心理健康教育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高三学生被没收手机 步行5小时到20公里外轻生
2022年11月11日，周五。小李在晚自习课堂上玩手机被语文老师发现，老师将手机没收后交给班主任。小李被班主任周某叫到办公室谈话，要求他写一份检讨书。
郧阳中学（校方官网图片）李超介绍，郧阳中学是十堰市最好的高中之一。小李是以班级第九名成绩进入该校，平时住校，周末回家。升高三之后，学校实行单休，孩子有时会在周天回家待一天，有时候直接住在学校。
“我知道他有手机，跟他谈过，他说同学们都有。我曾跟班主任周某打电话，希望他把孩子手机收了。”李超说，办公室谈话结束后，周某当夜给他打电话通报了这件事，并且提到小李当时表示，“手机可以收，检讨也可以写，唯一希望的是把手机格式化。获得同意后，他当面把手机格式化了。”
李超当时和班主任分析，孩子是不是担心手机里的隐私被外人知道，“事后猜测，他可能当时已经动了轻生念头，决然地把手机里所有信息全部清空了。我和班主任没想到这方面。”
次日，小李正常上完全天课程，在最后一节晚自习结束后，跟着走读的同学一起离校。“住校的同学后来告诉我，当时问他回不回宿舍，他说感觉活着没意思，要出去思考思考人生。这些同学通过宿舍阿姨，电话告知周某孩子的异常。”
李超表示，周某上报学校、联系家长时，只说小李外出未归，未提及他有厌世情绪。
众人寻找一夜未果。次日上午，在20公里外的汉江发现小李尸体。
李超介绍，从学校到出事地点大概20公里，监控显示小李离校5小时后，凌晨3点多走上大桥，来回犹豫半小时后跳下。
“其他同学告诉我，谈话的次日，孩子曾趴在课桌上哭，同学劝过他，老师也看见了，但没有介入。班主任催他赶快交检讨。”李超在诉讼中认为，周某谈话过程可能存在过分言辞，事后未及时疏导小李情绪，未第一时间上报小李厌世情绪导致搜救延误，应赔礼道歉并赔偿1元精神损失费。
孩子抱怨师生矛盾后家长“送礼”1.3万 校方称老师已被处罚
李超介绍，小李性格比较孤傲，喜欢谈论历史和国际关系，文史科目成绩较好。高中分班后，总体成绩下滑到倒数。
“他曾说很喜欢原来的班主任，跟现任的班主任周某有矛盾，恨不得要打周某一顿。他也跟我说，对依靠高考考大学才能成功的教育方式不认可。我都以为是日常吐槽，没有深究。”李超只是告诉小李，所有人都是这么过来的，老师严格一些也是为学生好，成绩好坏和大学好坏都不重要，不要做过激行为。
大屏公布的学生成绩排名（学校官网图片）为了让老师多关心孩子，李超购买了6张购物卡，累计金额1.3万元，送给了班主任周某。“我现在很后悔。在没有打开心结之前，我还曾让周某帮忙没收他手机。”
李超说，没收手机事件的次日，他没有向老师询问孩子情绪情况，也没有去学校看望孩子，“出事后，学校说让体谅下这届高三生，尽快与他们达成赔偿协议，我没再纠缠。现在高考结束了，我错的地方我会去坟前给孩子道歉，学校错的地方，他们也该道歉。”
对此，郧阳中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办公室没有监控，无法得知谈话过程中具体内容，小李在教室内没有情绪异常；学生是通过宿管阿姨打电话给周某汇报小李离校，可能因为多人传话，小李情绪异常、存在厌世情绪等信息没有完全转达给周某，导致周某上报学校、联系家长时，传达的信息不全。
教学楼堆放的学习资料（校方官网图片）“周老师因为购物卡的问题已经被处罚。至于事件中该负什么责任，法院怎么判我们怎么认。”该负责人说。
专家：孩子多次发求助信号未被注意 ，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需重视
山东省积极心理学会常务理事长、心理教育专家丛媛表示，整个事件过程中，小李曾多次发出求助信号，但家长、老师未捕捉到，未有效介入，最终酿成了悲剧，“学校、家长的心理健康工作有待提高。”
“首先，家长不能把孩子送到学校后，认为所有的教育工作都该由学校或者老师负责。但实际上，大部分家长在孩子初高中之后，没有能力和办法去介入孩子的教育。要形成一个分工，学校、老师可能做得多一些，家长多倾听，与孩子共情、多与孩子沟通。”丛媛表示，小李抱怨现任班主任、对教育理念质疑，说明他对学习过程中涉及的人和环境都有不满，家长没有深入了解、开导，没有找学校寻求解决办法，简单以“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忍一忍就过去了”这样的言辞回应，以送礼的方式希望老师多关心孩子，实际上没有重视孩子心理深处的困扰。
“孩子当着老师面格式化手机，是非常决绝的处理方式。老师和家长沟通了这件事，却没有跟孩子详细聊一聊，听听他的心里话。第二天一整天，老师和家长也没有关心孩子的心情，他可能觉得被抛弃了。”丛媛认为，小李做出轻生举动是长久情绪积压的结果，没收手机只是导火索。
丛媛介绍，不少中学设置了心理咨询室，但代课老师、班主任应该承担起首先发现问题、介入问题的责任。“咨询室那么大一个牌子挂那里，会拦住很多学生，会认为去的人都是有毛病的。另外，专职的心理老师平时不与学生打交道，学生对他缺乏熟悉和信任。”
“我一个学生告诉我，在调解学生纠纷的时候我摸过他的头，让他感受到信任，心里记了20多年。现在一些学校，会组织老师学习心理知识，学习与学生谈话的技巧，为的就是及时发现和介入学生的情绪。”丛媛建议，中学的心理老师可以对授课老师进行培训，或者自行分管若干班级，在日常中与学生接触，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比如组织一次自由画画活动，从画作中判断哪些孩子情绪处于高危阶段，进行重点关注和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