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功余也一直无法把娄滔和“渐冻症”联系起来，娄滔的大学同学都喜欢叫娄滔“滔哥”。她的体能非常好，万米长跑对她而言并非难事，平板支撑都能坚持十分钟。
娄功余希望娄滔在回家的这段路上不会感到痛苦，便特意嘱咐护士提前给娄滔打了镇定剂。进入深度镇定状态的娄滔穿着一套宽大舒适的睡衣，喉咙处插着一根连接呼吸机的管子，躺在救护车窄窄的病床上，合着双眼，像睡着了一样。
捐器官
“凡能救命的尽管用”
经过荆州时，天上扬起了一阵小雪，路也变得泥泞起来，司机只好放缓速度。如果是平常天气，从武汉到咸丰县最多8个小时的车程，但那天在路上颠簸了9个多小时，直到晚上7点多到了娄家楼下。
同行的除了医护人员，还有武汉协和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许诺（化名）。
许诺第一次见到娄滔时，她也处于深度镇定的状态。
2017年10月9日，娄功余和妻子汪艳梅决定带着娄滔去武汉“捐器官”。早晨临走前，娄功余给娄滔喂了四个小笼包的肉馅，此时，她的咀嚼、吞咽功能还没有完全丧失。
“捐器官”的想法，源自娄滔的遗嘱。“一个人活着的意义，不能以生命长短作为标准，而应该以生命的质量和厚度来衡量。得了这个病，活着对我是一种折磨和痛苦，我要有尊严地离开。爸爸和妈妈，你们要坚强地、微笑着生活，不要为我难过。我走之后，头部可留给医学做研究。希望医学能早日攻克这个难题，让那些因为‘渐冻症’而饱受折磨的人，早日摆脱痛苦……”这是娄滔在医院的病床上，趁着还清醒的时候，用微弱的声音向护士口述留下的遗嘱，娄滔专门提及要捐赠她的器官给需要的人，“凡能救命的尽管用”。
病中依然坚强乐观的娄滔到武汉后，娄家人找到许诺，表达了娄滔想要捐献器官的意愿。许诺看着安静躺着的娄滔，内心有些担忧。因为国家规定的器官捐献标准只适用于逝者，“具体而言，针对公民去世后的器官捐献有两种标准，一个标准是脑死亡，另一个标准是脑、心双死亡。”
娄滔虽然已经全身瘫痪，但由于她患的是“渐冻症”，大脑是清醒的，并没有达到“脑死亡”的标准，且当时娄滔的器官有感染。
许诺只好先让娄功余在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了字。然后按上级的安排，把娄滔送到了汉阳医院，对她进行抗感染治疗，同时观察病情的发展。至于最终能不能实现娄滔捐献器官的遗愿，许诺心里也很没底。“如果她的生命体征能达到捐献的标准，一定会遵循她的意愿去捐。”
娄滔住进了汉阳医院的重症医学科。重症医学科位于门诊外科大楼9楼，从电梯口出来，右手边是一道厚重的铁门，把病房和外界完全隔离开来，左手边是并不宽敞的家属等候区，零散摆着十来把椅子。
刚住进医院时，和其他病人家属一样，娄功余和汪艳梅的大多数时间都耗在等候区的椅子上，每天只能在下午进入病房内探望娄滔半个小时。而关心娄滔的亲戚朋友一波接一波地来，分给每个人的探视时间只有几分钟。
几天后，“北大‘渐冻症’女博士留遗嘱捐器官”的新闻突然铺天盖地地朝他们涌来，娄功余和汪艳梅二人都有些不知所措，毫无准备。
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各界的关注：有成千上万的好心人要给他们捐款，为娄滔加油鼓劲；更有数不清的医疗机构和民间医生和他们联系，提供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