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开埠以后，尤其是张之洞督鄂以后，随着国际资本的涌入、洋务运动的推进、各种官督商办企业的建立以及民间资本的不断活跃，武汉经贸迅速繁荣起来，并逐渐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大都市。
1912年元旦的清晨，这是一个梦幻般的早晨，共和国的梦想似乎伸手可及。连孙中山本人也没想到，当此前的革命转变成建设，会有多少复杂情形中的妥协和坚守。
为解决投入资金不足的问题，清政府向民间资本开放部分产业和企业，却又通过衙门化的管理方式，将出资人的话语权缩小到近似于无。这直接导致投资者对政府融资项目采取两种看似矛盾而荒唐的方式：在一级市场中拒绝与躲避，在二级市场中炒作与投机。
变异的“民资”与“商办”，使政权与民众两方都受到巨大的伤害，且造成严重的腐败和效率低下，最后迫使官方推出“救市”性质的铁路国有政策。而此时，以铁路公司高管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坐大，“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最终酿成大祸。
以改革之名、行掠夺之实，基本成为宣统年间的主流。从设计初衷看堪称“仁政”、“善政”的各项改革措施，经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异化成为“苛政”甚至“暴政”。而当民众反抗时，清政府又基于维稳的考虑，盲目的迷信于维稳，以维稳制造不稳。
恩铭对徐一直提携有加，徐的暗杀名单更是激发了保守派对改革派的反弹：恩铭之外，徐锡麟还计划刺杀端方、铁良和良弼，都是体制内的改革派，而1905年吴樾用炸弹袭击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正是对体制内改革势力的定点清除。
端方之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湖南名士左全孝说得更是透彻：“谓天道有知耶，神奸巨蠹多无恙，而持公理、重民权，首倡宪政如我公者，独罔善其终！”
在庚子之乱中，孙文争取赌王刘学询的巨额赞助，条件是可以拥戴刘学询当老大。
而在保路运动刚刚兴起时，同盟会明确提出将“离间官民”作为重要的工作手段，“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故意领导民众，暴动于省城之中”。至于革命党对新军的渗透，最有效的手段并非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追求，而是哥老会的同袍义气。
庚子事变后，康党开始全党经商，从“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到“中国商务公司”，从地产投资到酒楼饭店，办了无数实业，但因为党政不分、党企不分，导致内部腐败横行，亏损严重。康本人更是将这些“党营企业”当做个人提款机，大肆挥霍，从不公布账目，以致党内同志痛责他“妄自骄贵”，生活奢侈“拟于欧美帝王”，“并公款私图生意”。
海外华侨中，凡未经过他们认可并分享干股，任何人不得回国投资，否则就是“叛逆”、“入寇”。而内地公司到海外招股，也必须先由他们抽头，“未入党不准招股”，“视美洲之地为其国土，美洲华侨为其人民，华侨身家为其私产”。
为了杀一儆百，康党派人乱刀砍死了前来美洲为广西振华公司招商的补用道刘士骥，毒死振华公司的创始股东刘义仁。早在1900年，康有为的战友毕永年在报章上披露，康在戊戌年的确策划过“围园杀后”的阴谋，康恼怒之下，曾悬赏5000元招募刺客，让毕永年永远闭嘴。
所谓民军就是辛亥革命起作用的武装力量，除掉各个地方的新军，那些起作用的所谓民军很多是各地方的自卫团，再加上土匪武装、绿林好汉，或者是帮会的武装组织。这些武装力量出现以后，一方面财政负担很大，另外也破坏了大城市的社会秩序，这些人抢劫财物、奸淫妇女，什么事情都做了。此外，当时的政治团体都同意借外债，不借外债的话，政府机关没有办法运作。
起义军很多就是新军的将领，他们都是各个地方的领导人。袁世凯逝世以后，全国统一的局面就维持不下去了，变为一个混乱的局面。从全国范围来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激进主义的主要代表——国民党的活动下，在全国带来了一个分裂的局面，甚至抛弃辛亥革命的成果，重建专制体系。在广东，国民党搞党化教育，党化司法，压制言论自由。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就在广东涌现，随着北伐慢慢推广到各地，成为威权统治专制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