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方案出台已有数月，高考大框架已定，“3+3”的考试模式毫无疑问将带来巨大的教育变革，而“高中学考”、“自主招生”等未定细节则是当前热议的关键词。不久前，由浙江正睿测评主办的“新高考下的教育变革与大数据综合测评”座谈会在杭二中举行，邀请了北大、复旦、中科大、浙大的招生负责人和省内60多所重点高中的校长出席。

　　分数扁平化之后

　　座谈会上，高校方面最大的担心是新高考将难以筛选出拔尖学生。依据高考改革方案，3门选考科目只通过高中学考来打等级赋分，分数扁平化即意味着缺乏区分度。高校还担心学生出于避难就易的心理，不去选考更具有挑战性的数理科目，学生的理科素养将难以保证。

　　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丁光宏带来了一组数据：上海每年高考人数是7万多，6门课全部获得A+的学生总数是2000到3000人，正好是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几所高校的招生人数。新高考实行后，3门选考也是通过打等级赋分，同分学生增多，也将为高校挑选生源带来难度。

　　“中学教学而言，3+3的考试模式也会导致对语数外的进一步深挖，其他学科则可能会边缘化。”杭州高级中学校长尚可认为，新高考实行后，同分的学生会大大增多，大学需要将高考分数之外的评价元素结合进来。

　　不过，会场上也有持不同意见者。永康一中教务处主任应韵胜反问：“新高考方案到底是要对高校选拔有用还是要对学生成长有用？”他说，现在高中学生的学业负担很重，周六一整天都要上课，连周日晚上也要上课，但是学生应该怎样做人、怎样更幸福地生活，学校里根本没有时间讲。“所有学校都是在分数上比来比去，老师之间也是为一点分数评来评去。”他感叹，新高考如果能够把更多学生和老师解放出来，把做人品德上的教育跟上去，那么就能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

　　大学如何有作为

　　“高考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让高校获得更大的录取自主权，在人才培养上给中学指导。”中科大招生就业处处长傅尧说，大学是根据学生在高校的表现反过来给中学分配招生名额的，对于学生选考科目将产生一种制约力。

　　浙大招生办副处长夏标泉也用浙大竺可桢学院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对于选考的科目，高校也都有一个权衡的过程，以江苏为例，要求理科学生必须选考物理，且等级在A以上，对于上海，本来也想这样实行，但考虑到上海的生源少，可选择范围有限，因此只要求在物理和化学中间二选一。

　　新高考实行之后，高校将公布与专业相对应的选考科目，也就将成为一种硬性的指标，而高校如果想要选拔最适合其培养的学生，自主招生将成为最重要的途径。

　　丁光宏提醒中学校长们，高考的改变要求中学老师从高一开始就去发现学生的优势、特长所在。北京大学教务长办公室主任、浙江招生组组长李祎则表示：“对于怎样进行综合素质测评，现在方案上没有特别明确的指导性意见，这就倒逼高校要有所作为。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怎样充分挖掘综合素质评价的作用，是目前高考制度下的一线曙光。”

　　中学校长们以提问的方式表达了对高校充分发挥自主招生权的期待，譬如，一旦顶尖高校也参与“三位一体”招生改革，能够将参与的方式尽快公布；既然高校都青睐竞赛分数高的学生，那么希望学科竞赛能够和自主招生预录取相挂钩；还希望高校的自主招生能够和高中课改联系起来，使得选修了大学先修课程的学生在报考该校时体现优势等。

　　当然，由于2015年高校自主招生的细则还在修订，教育部关于高校如何自主招生、自主招生何时进行的框架性文件也尚未出台，高校招生负责人都未给出明确答复。

　　大数据测评概念

　　另一个热议的话题是“大数据综合测评”，主办方正睿测评希望将它打造成“中国的SAT”。大学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具区分度和信度的评价标准出现，但是“中国的SAT”具有可行性吗？

　　“大数据分析的比较范围可以扩展到一个年级乃至一个地区，我们可以观察一个学生从高一到高三的整个学习过程，哪些学生是第一遍就考得好的，哪些学生是炒过好几遍冷饭之后考得好，我们肯定能对他们的学习能力有个判断。”对于大数据，丁光宏强调，这种分析应该由教育部门之外的第三方来进行，建立一个独立的评价体系，更公平公正，跳出利益圈。

　　中学校长则关心哪些数据能在高校自主招生用到，还想知道大数据测评怎样与高考考纲对接，并提出了题库的保密性和区分度问题。

　　“综合评价如果采用大数据，高考录取将以什么为标准？”镇海中学校长吴国平话锋一转道，如果高校自主招生权有限，大数据也派不上用场。

　　“大数据综合测评的样本很好，但是目前难以实行。”武义中学校长钱建国直言不讳，“托福、雅思已经实行许多年了，而且第三方的大数据综合测评有没有公信力还是一个问题。”

　　钱建国还有一层担心：如果高校采用大数据综合测评，想考名校的学生就要学得更多更深，而学校已经不能提供那么多的课程，学生就只能去外面学，“省城的学生上课外培训机构很方便，而农村学生没有那么多课外培训资源，将加剧教育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