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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重口味论文被评优秀 另辟蹊径非常专业

来源:中国经济网2015年1月22日【评论0条】字号:T|T

图片来源网络图片来源网络

  学术研究并非都是人们眼中那般高深莫测,总会有一些人们习以为常,却又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重口味”。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的高建伟,就曾以一篇《关于屁的社会学研究》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而且被评为优秀。

  《关于屁的社会学研究》答辩中被评优秀

  “《关于屁的社会学研究》的选题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学生动了脑筋,不是应付性地写论文,也的确很有意思。”时隔八年,高建伟的导师李亚雄对这篇论文仍记忆犹新,“屁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比较粗俗的现象,甚至是一种忌讳,而社会学,尤其是西方社会学有专门针对禁忌的研究,包括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如何对待它,从这个独有的视角,也可以一窥社会的情况和变化。”

  论文一开篇,高建伟便坦言身边人的不解,并讲述了选题的来由——看似是“偶然”受网上两篇有关屁的故事启发,实则源于他一贯以来对“社会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的思考。他相信,从“屁”这样一个“小角落”入手,可以相对更容易地界定它的界限。当我们能够完全地捕捉到其现象、特征和运作机理时,就能够发现社会运行的深层逻辑。

  “他文笔很不错,思路也很清楚,”李亚雄对论文颇为赞赏,“因为不方便做实际调查,所以他主要是通过文献分析,引经据典,把屁的发生学、在不同时代的纵向发展、背后的社会含义呈现出来。我只是提了些小建议,例如理论上要以小见大,把屁本身禁忌的含义、发展、功能、原因、机制都搞清楚。在讨论环节,跟相似研究进行对话,对理论有所提升,像法国学者埃利亚斯研究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习俗,有一种关怀,有现代性的发展。另外,在案例上尽量更加充实,结合一些有典型意义的现象和情况进行分析,让文章更加生动。”

  据李亚雄回忆,论文开题时,老师们刚看到这个题目都笑了起来,但“笑”过之后,大家还是都很快从专业角度探讨它的学术价值,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进行分析。 “现在很多学生做论文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总找一些很大的题目,研究问题并不清楚,自己也未必真感兴趣,并且之前已经有大量类似研究,而他的研究另辟蹊径,在重复性研究泛滥的情况下,更显得珍贵,所以老师们普遍是比较支持和赞赏的。”李亚雄表示,“答辩效果也很好,还被评了优秀。”

  作为老师,李亚雄很欢迎这种“来源于生活,有人文关怀”的选题,“其实外国还有人专门研究中国的厕所,讲中国人原来是用什么样的厕所,观念上怎么看厕所,中国人往往把厕所看成最脏的地方,而外国人认为厕所应该是最干净的地方,再加上科技系统的介入,对健康和阻止疾病传播等都有影响。从厕所窥探中国人卫生的现代性,不光是观念,还有制度和技术,最终写出一篇很好的博士论文。”在李亚雄看来,“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方面都值得挖掘,没必要总去重复一些意义不大的选题,一些看上去另类或小众的选题往往更值得思考,也会有更多有意思的发现。”

  调查“拉拉” 自己差点动心

  说到小众,人类学从来都不缺乏犀利的研究。早在2005年,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杨玲就将目光聚焦到北京的“拉拉”(女同性恋)群体。

  谈起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作为调查对象,杨玲在后记中表示,自己也一直说不太好,“也许是因为好奇,或是因为具有挑战性。”尽管有所准备,但第一次真正在酒吧见到一群女同性恋者,杨玲心里还是很忐忑,“她们是不是很奇怪,是否会接受我的调查,我自身会不会有某种危险等等,这些想法一直在我的脑子里盘旋。我不是恐同,但因为我对女同性恋的无知,让我第一次接触她们还是有点恐惧。”

  为了遵循人类学调查的原则,也为了避免麻烦,杨玲一开始就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异性恋者,已婚,来做调查。但在融入拉拉圈中深入接触一段时间以后,杨玲发现自己居然也对女孩有点心动的感觉,虽说只是一瞬间的事,但她还是有些恐惧。她逃避了一段时间,不再和拉拉圈中的人有任何联系,甚至想过放弃调查,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

  2006年3月,杨玲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调查,“通过深入访谈和平时的交往,以及拉拉圈中的其他人来了解一个拉拉的成长过程和爱情经历。”

  与此同时,杨玲也在反思,“我为什么是异性恋,为什么多数人是异性恋。”她发现,自己在生活中对男性和女性会自然地采用不同的行为方式,“比如我和女性在一起时,我不会示弱,不会表现温柔,不会想到要女性照顾我,反而很自然地我会表现得比较坚强与自立,不会特地表现自己女性的一面。而跟男性在一起时,我就会比较容易地表现出比较温柔,会自然地觉得男性应该在某些方面照顾自己,比较容易表现出自己女性的一面。”在杨玲看来,这种方式的选择是从小潜移默化习得的文化,“它告诉了我作为一个女性应该如何做”。

  在前后历时近两年的调查中,杨玲接触了300多个拉拉,其中深入交往30多个。在大量的观察和访谈后,她发现人的一生当中性取向是不断变化的,“人们如果不强调爱情关系中性别的差异,那么异性恋、双性恋和同性恋就都可以理解和接受了。”

  与“小姐”一起喝茶聊天

  作为杨玲的同门,郭丽香的研究对象也不同寻常——四川省Y县性工作者,通俗点说,就是“小姐”。

  起初,郭丽香对“小姐”的讨论,更多只是些“是是非非”的评判。直到2004年12月,她参与了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之一——对四川、云南两省“小姐”人群性病艾滋病预防干预地方经验片的拍摄。这段经历改变了她的态度,让她抛开道德评判问题,用“很平的眼光”去看她们,去感受她们的感受。在她看来,这正是王小波所说的“做一个思想的精英比做一个道德的精英更重要”。

  郭丽香想知道,为什么做“小姐”的大多是穷人?为什么做“小姐”的有那么多人来自民风最为质朴的农村?

  在调查过程中,郭丽香和小组成员不停地走街串巷,有的场所在街边的楼房里,有的又在半地下室里。场所的名称也是五花八门,类型包括各种娱乐城、夜总会、歌舞厅、发廊、休闲城、保健场所、茶馆。郭丽香绘制了一张图表,列出的场所多达53个。

  “我自己都很难想象自己会和她们融洽相处。我每次去Y县都要和其中的一个‘小姐’联系,她性格比较开朗,喜欢咋咋呼呼,我很喜欢她。至于为什么选择做‘小姐’,她会告诉我她怕累,不愿意去做服务员,给我这样一个很轻松的解释。”与“小姐”的相处让郭丽香有太多的意想不到,“我理解她们生活的不易,和其他小姐的交往也还好。我们会随意地坐在一起喝柠檬茶,谈喜好,‘上班’情况以及对男人的看法。”

  然而,谈到性病和艾滋病的预防干预,问题又变得沉重起来。据Y县疾病控制中心医生介绍,参与疾控中心的免费体检的低龄“小姐”中,已经染上轻、中度性病的人数占80%左右,这些人都是潜在可能感染HIV病毒的高危群体。郭丽香希望,在摸清“小姐”的组织和流动中同宗、同乡、同学、同伴等特点后,可以为这类人群的“防艾”工作提供更多线索,减少悲剧的发生和蔓延。

  男神导师 做有味道的人类学

  杨玲和郭丽香共同的导师庄孔韶是我国培养的第一位民族学(人类学)博士,曾出版中国大陆第一本教育人类学著作。

  气质儒雅、阅历丰富的他虽已年近七旬,却依然被不少学生奉为“男神”。在他看来,人类学并非只关心人类生活文化的普适性,更关注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文化底色上的多重人性,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一个地方的群体。

  数十年的研究中,他一直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鼓励更多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地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他曾经在讲座上谈到,“我们喜欢做有点味道的人类学,学院派的、应用的、兴趣上的我们都可以做,老师要让学生原有的知识和新的选题结合起来,这样就既能做学问,又能做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做学问为什么要不好玩呢?”

  在他看来,“趣”可看作“取”和“走”,是“把心思给勾走了”的意思。“趣”所表达的关系比人文社会学科中的“互动”高了一截。“从内心、人性的出发点,达到互趣是很高级的。”庄孔韶相信,“在田野工作中,如果与当地百姓连隐私都可以沟通了,那你的调查就差不多完成了,这样就是达到了互趣的交流。”

  庄孔韶还有一个著名的理念——“不浪费的人类学”,他认为,人类学者对挖掘不同文化底色上的人性充满热忱,并不满足于本学科论著论文这一种收获,因此,他提倡人类学者充分运用诗歌、散文、影像等多元方式方法展现研究成果,让较为边缘化的人类学变得更加有趣,更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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