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气象条件不满足欧美内陆核电的大气弥散条件，核电站正常运行时也会产生微米级“放射性气溶胶”易污染颗粒（直径与PM2.5相同量级），也是“雾霾”成分。核电站正常运行时也会有放射性气载污染物排出，所以大气弥散条件是内陆核电选址的重要考虑之一：年平均风速越高，静风频率越低，大气弥散条件越好，越有利于放射性气载污染物扩散，核电站正常运行时对周围公众的辐射影响越小。例如，欧美内陆核电厂址的年均风速都>2米/秒、年静风期最多只有几天；而湖南桃花江和湖北大畈的年均风速均 2米/秒、年静风期长达一到两个月。而且，两个厂址的核电装机规模都非常大。可以设想：核电站冷却塔每天空中排放2000亿大卡巨量废热，造成局地湿度大增，长时期被雾雨飘滴笼罩，不仅更易形成雾霾，且成分还多了核电站的“放射性污染物”。
第三，目前还没有“一旦发生核泄漏并沿江而下”的应急预案。
目前长江流域核电厂址的所有“安全论证、再论证”均未提供实质性的“一旦发生核泄漏并沿江而下的应急预案”。目前仅有 “事故工况下的环境影响分析”，且其结论“即使在发生最严重事故的情况下，放射性物质也不会外泄，不会对公众、环境造成影响”的说法也过于轻率和主观。例如，把所有无力应对的核电安全风险（如网络攻击、恐怖袭击、人为破坏等）均列入“不予考虑的剩余风险”；再如，所预设的几种风险假设，既未考虑前述的长江流域特有的气象和人口问题，也未考虑各种小概率事件叠加的风险，更没有“经过工程充分验证的、确实成熟可靠”的具体技术措施来和“上下游不同行政区域之间行之有效”的应急响应体系来确保“核泄漏不会沿江而下”。这种“纸上谈兵”式的风险分析所面对的严峻现实却是：全世界技术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保证不发生核泄漏、难以应对核污染控制。比如，2013年美国汉福特核禁区（距哥伦比亚河8公里）发生高放废液泄漏，时任能源部长朱棣文给出的最乐观预期是“至少要2019年后才可能解决”；日本东电公司至今也控制不住福岛核污水以每天400吨的速度激增，不得不坦承“处理事故的核心工作至少要2045年后才可能完成” 这些前车之鉴是“长江流域建核电”必须考虑的前提，绝不能建立在“不会出事”、“出事概率极低”的乐观臆断上。
三个政策建议
第一，长江流域能否建核电不能单从能源和减排需求来决策。
“湖广熟、天下足”，长江流域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城市和人口聚集地，流域经济占全国的“半壁江山”，南水北调工程建成后饮用长江水的人口将达到8亿，其特殊地位正如习总书记今年年初重庆考察时指出：“长江流域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保护好三峡库区和长江母亲河，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并特别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开发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是一个整体，必须全面把握、统筹规划，促进上中下游协同发展”。
因为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迥异，欧美内陆核电发展样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规模建设）是不能复制到我国长江流域的。
特别是，长江流域能否发展核电，绝不能从“能源和减排需求”或“一省一地的需求”出发，更不能建立在核电站“不会出事”的乐观臆想之上，必须从水源安全、土地安全、粮食安全、社会稳定等战略层面来考量。
习总书记明确要求：“对一些二选一甚至多选一的‘两难’、‘多难’问题，要科学论证，比较优选。对那些不能做的事情，要列出负面清单”。我认为放射性污染应首先列入长江流域重大投资项目的负面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