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德安教授两会新观察：大学转型核心是不能搞运动，不能一刀切、不能上行政手段
本文作者：武汉研究院创业与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甘德安教授
早在2014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克强总理特别强调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同年5月2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把教育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作为当前经济社会改革的重要战略。在国家新政密集出台的背景下，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积极探索面向区域、立足应用、产教融合、培育特色的差异化发展路径，使建设应用型大学成为一种凝聚了社会广泛共识的应势之举。但转型似乎并不顺畅。所以，在今年两会上，大学转型依然是教育界的热点问题。
其实，政府在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的构想是非常积极、非常有意义的，也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需要，顺应了构造现代产业发展体系的需要，更是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与完善中国教育体系早作谋划。但是，想得好、说的好并不等于做的好。
困难之一是几千年中国教育体制的惯性。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科举制到应试教育实际上是千年一贯制的。培养被动的人、模仿的人，缺乏独立人格与创新精神的人，培养了万物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单向度的人。传授的知识，也是是什么的知识，而不是为什么的知识，更不是做什么的知识。韩愈《师说》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认真想想，传的什么道、授的什么业，用什么方式在解惑？两千年封建制度，传的不过是封建伦理之道，授的不过是忠君之业。我们有伟大的孔子、千年的儒学，也是把人与人的关系做为话题重点，但我们并没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我们有道家，谈论的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我们没有现代意义的物理学、数学、化学。我们有吸纳佛教的禅宗，但我们没有研究身与心关系的心理学。
科举制就是培养一批读书当官、说空话，百无一用的庸才。我们现在大学培养的人才，90%不应该是官员、科学家，而应是培养创新的人才、创业的人才，至少应该多培养名实相符的工程师、高级技工与高素质劳动者。
其次，我们可以简要回顾近百年中国高等教育的三次转型来看为什么这次转型依然任重道远，举步维艰。第一次转型是20世纪20年代，以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为标志，主要以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参照系进行的变革。成为亚洲最成功的教育。第二次转型是全面照搬前苏联模式。重工轻理，取消政法、财经等人文学科，教育完全功利化，导致几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现在社会的浮躁、贪婪与这次转型依然相关。第三次转型是1990年代，在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挂起合校风。教育部的评级只有一个标准，差学校是好学校的低水平拷贝，地方院校是中央院校的低层级复制。其实，大学是一个生态系统，如同自然界的生态链一样，有食肉动物、食草动物与植物；即使是植物生态的森林，也应是异龄、富层、混交(长青树、乔木、灌木等)的才健康生长，否则容易遭受病虫侵害。大学生态是一个光谱，不能是黑白分明的两极，不能研究型、应用型的一刀切。
此外，当我们提出700所左右大学向应用型大学转型时，脑海里马上浮现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双元化教育经验，这个经验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但是，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双元化经验，是在市场机制下的经验，而中国大学管理体制是扭了腰的。上面的计划经济管理，下面的市场经济生存。一个直观例子就是，招生是计划模式，就业是市场导向的。
再次，转型过程中，一定要破除研究型大学是好大学，应用型大学是二流以致不入流的大学的观念与体制。要形成研究型大学是好大学(但应该很少)；应用型也是好大学(要很多)，比如，斯坦福既是研究型也是应用型大学。要颠覆职业教育只能培养本科与专科的大学学位设置体制，职业教育还应培养更多的专业硕士与专业博士。
要认识到大学转型是一个演化过程，它存在着成型、转型、定型三个阶段。成型阶段，也是大学成长过程中的模仿阶段；转型阶段，是从模仿向模仿创新转型阶段，这个从模仿到模仿创新有个过程，为什么好大学几乎都要百年就是这个道理；最后是定型阶段，定型就是定与适应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需要的、以人为本的大学模式。成型是起点、转型是需求、定型是深化。既然是一个演化过程，就不能搞一刀切、运动式、政府在转型过程要放手，通过市场机制解决问题。
朱镕基总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曾说了一句极为经典的话：改革深处是产权。那么，对转向应用型大学大学来说，也可以说一句：转型深处是课程。课程不改，还是空洞的说教与难懂的理论；转型只是一句空话。改革深处是课程，同时蕴含着教师队伍的改革。一方面是我们年轻教师都是从校门到校门的年轻人，他们没有社会实践，没有深厚的学养，怎样体现能力导向的教学；所以，应该帮助他们到企业去、到基层去、到最能了解市场的地方去才行。另一方面，现在教育部对应用型大学有个伪要求，要求应用型大学应该有多少比率的双师型教师。请问，在市场上成功的人士，一年上百万的年薪，为什么到大学去拿10万年薪的工作；为什么到已经被这个社会边缘化的、地位低下的应用型大学去找一个社会地位更低的工作。只有教师的年薪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时，双师型的教师才有可能到学校去。否则去的就不是双师型。
当我说到改革深处是课程时，也指课程选好了，老师选好了，大学的管理者要选好。现在许多大学校长来自于教育部与教育厅，他们或许是优秀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教育专家、著名学者，他们懂政府、懂学术，似乎他们绝大多数不懂市场，不知道市场、行业、企业需要什么能力与知识结构。所以，应用型大学校长最好不要政府任命，由行业推荐。企业家也可以当应用型的大学校长，必要条件是要捐钱，不能挣钱，年薪一元人民币则可；这个要求是必须的，回看我们大众化以来的让众多贪婪的企业主在应用型大学中谋取暴利，比卖淫、贩毒的回报还高，这是政府的失职。
根上的问题还是教育部职能要转型，教育部职能不转型，大学转型似乎也是空话。
【智库合作：武汉研究院 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专家谈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