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记者的到来，赵国清好不容易找到了人搭把手，将角落里的一台55英寸交互式电视一体机挂在了墙壁上。

　　这是去年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送来的，还有1台电脑，1架钢质讲台，因为学校整修，始终没安装。

　　除了开关机，赵国清不能完全掌握这台机器的其他用途，他知道要插上配备的U盘，点击教学视频，但机器仍然发不出声。他希望有外面的年轻人来教教他。

　　汪文强的课桌在教室最后一排，红色桌椅。前边两排，是4个学前班小孩的位子。

　　他们都不算真正的小学生：家长把还没到学龄的孩子送到天井堡小学，委托赵国清帮忙照管。

　　教了39年书，赵国清亲眼看着山里的小学一天天凋敝，但他从没想过，有一天竟然只剩一个学生。

　　2000年，他从山脚的狮子关小学来这当校长，还有60多个学生，校园里满是孩子唧唧喳喳的声音，清脆得很。

　　彼时的中国，正经历一场“撤点并校”的浪潮：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

　　“浪潮”里的天井堡小学已不是完小，只保留了一到四年级。

　　2008年，30个学生；2012年，3个；2013年，1个。

　　如今的天井堡村辖区内，入学适龄儿童有66人，其中65个去了其他小学。现在，这所小学连二年级都没有了。

　　和国内千万个村庄一样，大山里的天井堡村也正在遭遇城市化浪潮的冲击：村里的青壮年为摆脱困顿，先行一步，挤入城市，把孩子们也带了去。

　　剩下的留守儿童里，稍微富裕的家庭，更愿意选择另外几所学校。“虽然远，但条件好，老师多。”赵国清无奈。

　　唯一的留守者是汪文强，一个7岁的男孩。“我们条件不好，去别处读不起。”父亲汪胜超说。

　　“我们俩”

　　9：00，第一节课。

　　赵国清扯了扯挂在农具上锈迹斑斑的铃铛，原本还在教室外和小狗嬉闹的汪文强，噌地起身，飞快跑进了教室。

　　安排好三四岁的“小同学”观看儿歌视频，赵国清在嘈杂声中开始对汪文强单独授课。

　　他的普通话有些蹩脚，声母“z”和“j”不能清晰区分，在教生字“专”时，发音更类似于“娟”。

　　一条矮脚黄狗不知怎么闯进课堂，脖子上铃铛的叮当声，混在一老一少的读书声里。

　　课堂更像一个私塾，并没有太多规矩可言；与其说是师生，赵国清与汪文强更像是一对祖孙。

　　2012年9月，汪文强第一次见赵国清时，还在爷爷的背篓里。

　　当年的第一堂课并不成功，倔强瘦小又被娇惯的男孩不肯和生人接触。

　　接下来的一年里，汪文强都要求爷爷坐在教室里陪着一起上课，不然就哭闹不止。

　　赵国清决定改变之前对待其他学生的策略：他开始陪汪文强一起踢球，给他削铅笔，出门前给他整理好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