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属于那种调皮的小孩
经济观察报：成为科学家跟你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吗？
李小文：基本上没什么关系。我家算是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会计，小时候，家教虽然严，但他们的工作都很忙，没时间管。四岁的时候，他们没地方放我，就把我放到小学里去了。初中的时候，我上的是一所很破烂的中学，我属于那种调皮的小孩，上学也没有动力，从来不想去考高分，也从来不在班里争什么名次，但我做题比较灵，也比较快，我交卷的最快纪录是老师刚在黑板上写完题，我就交卷出去玩儿了，好在每次考试我都能刚好及格，成绩能一直保持中等。
经济观察报：上了大学还这样吗？
李小文：我是1963年上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那时候还是不爱上课，不爱做作业。就因为平时很少交作业，所以大学第一学期好几门课的老师都要求我去“置疑”，“置疑”就是老师看看你这门课还需要补些什么，补完再去参加考试，免得不及格。好多同学都觉得被老师叫去“置疑”是很丢脸的，可我却挺高兴地就去了，跟老师乱扯一通，临走时，老师总会说，你别置疑了，去考试吧。
经济观察报：你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出现在什么时候？
李小文：出现在1965年的一天，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心里很不服气，就写了一篇反驳文章给《光明日报》寄去，并很快收到他们的用稿通知。可没想到，形势突然变了，那篇稿子不但不准发表，还作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被退回大学，成为批判我的罪证。
我们毕业时，毕业去向分了四档，第一档是政治上最红的，能分到国防科工委；第二档是政治上还行的，可以分到电子科技部；第三档是普通人，一般分到地方的单位；第四档就是我们这种犯了点小错误的，谈不上多大的罪，没什么大把柄，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定性，于是就把我安排到西昌的一个部队农场里种田，算是对乱写文章的惩罚。
经济观察报：在农场时你都做什么，为自己的出路担忧吗？
李小文：在农场就是磨时间。出路肯定是要想的，但也不知道在哪里，那时候，个人根本没什么选择，只能等，那种感觉就像现在年轻人经常说的 “郁闷”。不过，我想，如果以后能再分配，要先有一门手艺，所以在农闲时，我就去学习修柴油机、拖拉机什么的。一年半以后，算是照顾夫妻关系，通知我去绵阳一家小无线电厂当技术员，当时是很高兴的，因为能从农村出来了。
经济观察报：进工厂后，感觉好些了吧？
李小文：日子也不好过。我不会表现自己，在那小厂自然也不受重用。一开始，让我去农村修对讲机，就是给收音机加个联网功能，把它们变成有线电台。后来，厂里开了个修东西的门市部，让我负责，还让我带了个徒弟。我工作也不勤奋，把徒弟教会后，就回家带小孩去了。有一次，徒弟在门市部里用电炉做饭，停电以后，他没拔插头就走了，来电以后，门市部就失火了。虽然徒弟是直接责任人，可我是他师傅，自然也要做检讨。门市部被烧没了，他们也不知道把我往哪儿放，就让我去仪表科搞产品，去了没多久我就考研了。
经济观察报：考研是为了多学东西，还是为了让自己摆脱那种不得志的处境？
李小文：我也没什么大志向。考研也挺偶然的，那天，我在绵阳的厂里，下午4点，支部书记过来聊天，说在报纸上看见要恢复考研了，我误以为他是鼓励我去考，就说，考也行。等到下午6点下班的时候，全厂的人都知道我要考研了，而且都用嘲笑的语气来问我，各种挖苦的话满天飞，反而把我逼得非考不可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支部书记来讲和厂里人的挖苦，我是肯定不会想到去考研究生的。
一边学遥感，一边看小说
经济观察报：到中科院学习遥感后，觉得那是一门怎样的学科？
李小文：到了中科院，对遥感也还不是太了解。实际上，我当时的导师杨世仁先生是搞计算机图像处理的，我1977年报名，1978年参加考研，还没有录取，就被通知去参加英文统考，然后就出国了，所以我在国内根本就没有学过遥感。
经济观察报：所以，直到去了美国，你才开始第一次很认真地来学自己的专业？
李小文：好像也没有。只是觉得自己是公派出来的，回去以后还要好好做事，学得太差不好意思，所以，也就稍微比原来认真了一些。但我对自己的要求始终是及格就行，因为从小就是这么个性格。在美国念研究生，满分是五分，三点五分以下要受警告，我每次都争取考试高于三点五分，但如果考上了四分我就觉得自己吃亏了，得尽量把分数压下来。
经济观察报：你在美国最喜欢干什么？
李小文：好像干得最多的事就是读小说。因为包括金庸武侠在内的很多小说，都是原来在国内根本看不到的。图书馆里专门有一层楼是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小说，我当时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小说。他们的图书馆是开架式的，借多少都没限制，我每次都提着旅行袋去借书，一次借一袋。我当时最喜欢读金庸，最喜欢《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我觉得自己在性格上还是有点像令狐冲的。
经济观察报：一边学遥感，一边看小说，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李小文：什么样的生活我没总结过。也就是该做的事情做了，有时间就看看小说，这可能是知识分子最大的乐趣。
经济观察报：当时没想过要留在美国吗？
李小文：也不是完全没想过，但基本上我觉得在哪儿都无所谓。我也没有别人那种要回国大展身手、报效祖国的觉悟，真的没有，只是当年是杨老师把我们三个人送出去的，后来杨老师当了所长，叫我们回来，我们三个就都回来了。不是我们觉悟高，是杨老师个人感召力强。当然，作为1979年国家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微博]生，总觉得花了老百姓很多钱，不回国问心有愧。
经济观察报：杨老师并没有亲自教过你，他怎么会有那么强的感召力？
李小文：我当初考研究生时，有一道题，那道题我是完全能做出来的，只是没看见括弧，所以疏忽了。当时，我考研究生的压力比较大，很想考上，就试着给杨老师写了一封信，说那道题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没看到括弧，大意了。没想到杨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了信，说，能看出来你是疏忽了，所以，不会把你这道题的分全扣光的。这点让我特别感动。现在，我也是以杨老师为榜样，有样学样，要说好高的觉悟，倒也没有。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喜欢带什么样的学生？
李小文：我的观点是“有教无类”，只要愿意跟我念书的，我都愿意带。
经济观察报：感觉你是个很随性的人。
李小文：我这个人随性，但不懒散。我做课题的原则就是对得起这个课题，能够交差，更高的要求我真的没有。这么讲可能让你们失望了。
经济观察报：如果真如你所言，那你的院士是怎么评上的呢？
李小文：我也不知道，也许有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数多一点算是比较硬的条件吧。还没评上院士时，我有个朋友，是个老院士，也是院士评委，他告诉我，每年评院士的时候，很多老同学都去找他，推也推不掉，帮忙也帮不上，只能躲起来。他说，有的老同学甚至打电话来说，你不推荐就吊死在你家门口，我当时听了觉得挺恐怖的。削尖脑袋想要当院士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去当院士，更怕去求别人。社会上很多事情都无法做到绝对公平，别的不说，就说长江学者一等奖的评选吧，评李家洋的时候，我已经得过了，算是评委，一看他的材料比我硬多了，但他的一等奖就是上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