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历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既“纷乱不堪”又“生气淋漓”
转型期的中国大学,既纷乱不堪,又生气淋漓。这句话我必须做一个解释,因为跟欧美的大学不一样,我们的高等教育是断成两节的:不能说中国只有100多年的高等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源远流长,可是到晚清以后有一个大的转折,我们转过来向西方学习。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大学在精神上和制度上是有裂缝的,精神上可以说中国的教育传统底蕴深厚,但是制度上我们确实只有100多年的历史。
这导致了今天中国大学在努力发展的时候“混乱不堪”— 想不清楚往哪个地方走,而且想往东走,但是我们的身体、精神是在西。另外一方面这个“纷乱不堪”又跟“生气淋漓”在一起— 大学走得多了,你会有一个感觉,别的大学不会像我们这么热气腾腾、努力向上,人家就是一个平静的状态,一年又一年自然而然地发展,我们老想做一些创新、革命的举动,这个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问题。
大学是知识共同体,知识共同体应该有自我清洁的能力。今天中国大学的问题有个论述,“中国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怨不得我们。”这个论述把责任推到社会上去了,确实我承认大学不能够外在于或者是完全独立于中国的社会,今天你说出一大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丑闻,我都相信,但是这不妨碍大学努力地做自我清洁的行为。
作为人文学者,直面中国大学现状的同时反省责任。因为谈大学很容易把问题推到制度,就像在中国生活一样,这都是制度的问题,可能都这样讲的话,读书人的责任就被完全撇开了,本来就是希望你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人文学者在批评这个制度的同时要做自我反省和努力。
明确管理者的责任。这个管理者是指大学里面的校长等等。大学由几部分组成,一个是学生、一个是教师、一个是管理,这个管理者包括校长、书记、各个院长等等,这些人构成的管理层,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很多。
我连续好几年在中央党校给大学校长讲课,讲了以后有一个校长很认真地跟我说,陈教授你讲得很好,我很佩服!但是你没有当过校长,意思是说你没有当过校长,校长一些在字面上看不到的困难你是不理解的。我们在中国生活的都知道,表面上的论述、文件上的说法和实际的操作有很大的距离。我承认这一点,而且我说我努力努力,在一些具体的论述上,深入到整个制度内部,从学生到老师、到校园管理,到规章制度、执行等等,然后来谈大学如何来管理、运作。
步伐太着急所以路反而走歪了
谈大学教育有几个问题。
1.谈的是大的教育。2.谈的是小的教育。每个大学的教育学院他们所思考的问题,比如说教育管理、成本、方法、课程等等,这是我所说的小的教育,大的教育是把教育放在整个学术史、思想史、政治史的脉络上来论述,而今天大学的问题,其实不纯粹是一个教育方法和策略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环境来谈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所以我谈的是大的教育。
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确实举足轻重,以我们的体量、GDP以我们在国际政治上包括军事的力量,谁都不敢小看。唯独在学术上我们不敢说我们是举足轻重的,这个包括思维科学、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这些方面。换句话来说,中国的学术水平今天达不到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面关键的问题就是大学。
很多人在考虑一个问题,中国大学为什么不行?现在好大学国家的投入和民间的资金投入相当可观,我们现在办大学的经费相对来说不是很大的问题。我说的是好大学,得到的支持。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不是世界一流?很多人就说我们没有大师,还做了很多的比较,其中一个比较很奇怪,就是博士学位老师占的比重。我想说的是向世界一流大学冲锋的时候,几个指标中间是有缺陷的,所以对今天的排行榜不要太相信。但是潜意识里面,它还是影响到我们,所有的校长,包括要求学生、老师们,也因此大学的管理越来越机械化。
诸位做学术研究的人都知道需要特立独行、异想天开,需要失败再成功,但是现在的大学这套制度管理下来之后,没有年轻的学者敢赌博一样地10年、20年来做一件事情,所以今天的成果虽然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用武之地不高,因为我们不太考虑长远的打算。
回过头来说,我见到的大学校长普遍都是有理想的,大学也越来越有钱,机遇也越来越多,但是不见得可以做好。关键问题是,中国大学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太想做好了,因此不稳。这说起来确实很奇怪,因为整个机遇有,整个制度在转型,校长们在努力,但是实际的成效很可惜。对中国的大学来说,100多年前改为现在的大学,我们早期学的是德国和日本,上世纪20年代以后学美国,50年代学苏联,80年代又回到美国,我们不断在学习、摸索、探索的过程中,因为这个太想要做好,步伐太着急,所以路反而走歪了。
没有摆脱行政管理大学的思路
15年前开始的大学扩招对于中国大学的影响。刚才我说了15年前一个思路是走世界一流,第二个思路是教育普及,这两个思路都是好东西,可是两个好东西凑在一起的话会出现一些问题。国民教育中间本来应该是精英的大众的都有存在,我们的问题是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是不一样的,而我们的扩招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别的都在市场化,只有教育没有,只有教育还保留了计划教育时代的做法,可以说在很多的社会组织里面,可能是教育最受官场制约的。
大学不可以没有行政,好的大学的行政人员是很多的,香港中文大学大概一个教授两个行政人员的比例,但是那个行政人员是服务于教学的,我们的行政人员是管理教学的,差距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想象中的行政人员是用来服务教学的话那是多多益善,但是行政人员只是来管理教授的话那就太多了,受不了。这个官场我们知道他不对,但是又是如此,我们到底如何来改变这是一个困难。从大学扩招和政府的决策到教育部推行各种各样的措施,其实是我们没有摆脱行政管理大学的那个思路,所以导致一系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