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房的纠结与困惑
罗家窑已经有明显的“老村”与“新村”之别。老村是村民们的老房子，或者在老屋基上建起的新楼房，高矮参差、新旧交错，保留着村庄原有的格局；东头的“新村”则是一片三四层的新楼，有100多栋；再往东，经过一片水洼地，一排排七八层的新楼正在112省道边拔地而起，这些连排高楼间距很小，密密麻麻，俨然一片钢筋水泥的丛林。
丛林，这个词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形容罗家窑当前的社会关系。当宅基地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而竞争又缺乏规则时，村民争夺资源的能力，就成为其能否获得宅基地的主要依据。由此，村里出现了一批钉子户，他们在同村干部博弈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利益，在村里引起效仿，进一步搅动了宅基地的分配秩序。
镇村干部反映，对于处在县城中心位置的团风镇来讲，征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基层工作的重心。为了按时完成征地任务，镇村干部在与农户的谈判中只能作出妥协，宅基地分配成为筹码，分配秩序越来越混乱。而当下达征地任务的领导取得政绩调走之后，遗留的问题和矛盾只有村干部去面对。
宅基地无序争夺的结果，是村庄分化，上访不断，邻里反目。要到宅基地的村民纷纷建房子，从三层、四层到七层、八层，楼房越建越高，建房费用也从二三十万元发展到六七十万元，自己的钱不够，就向亲戚朋友借，甚至借高利贷，每年利息就要数万元。
早几年建房的村民确实赚到了钱，因为建造成本低，也赶上了好的市场行情，房子好卖也好租。但随着罗家窑的房子越来越密集，小产权房买卖越来越难，正在建房的村民面临着建房难卖房也难的困惑。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觉得别人都赚这个钱，自己不赚就是傻子，于是想尽办法，也要到一块地基，动员在外面工作的儿子拿钱出来建房。房子建起来后，欠下了30多万元的债务，大部分都是找亲戚朋友借的，其中有十几万元要拿一分的利息。
负债建房，又遇到现在的市场行情，他有些懊悔：“儿子也向我发脾气，我这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现在所有人眼睛都盯在房子上，将来坏也会坏在房子上，七拼八凑把房子建起来，又不能吃，又不能喝，还留下这么多问题。”
不愿放弃最后一点土地
除了围绕宅基地的博弈，罗家窑已被征用但还没有退出的300亩土地也是村民与村集体谈判的焦点。不论是那些十分困难的家庭，还是占村庄大多数的一般收入家庭，当前都将希望寄托在仅剩的一点土地上。有的老人言辞很激烈：“你就是给我60万一亩、100万一亩，我也不退。”
在罗家窑，有些家庭失去主要劳动力，或者家里有人患上重病，因病返贫，生活十分困难：74岁的华桂芝婆婆一人要养活3个精神病儿女；孙桂枝的儿子患精神病7年，母子俩捡破烂相依为命；年近七旬的詹静文为患“肝豆状核变性”疾病的儿子挣药费，天天上工地打零工……
他们的命运也让更多村民为生活的不确定性感到焦虑。村民们时常向记者唠叨他们的不满：过着城里人的生活，却是农民的身份，收入来源少，社会保障低。
“一样在县城里生活，别人每月至少几百块钱养老金，我们只有几十块钱。”
“生活和城里人一样，柴米油盐都要买，吃菜也要买，社保怎么就不能一样？”
“以后，这里可能成为县城的‘贫民窟’。”
……
据了解，目前罗家窑村失地农民除了60岁以上老人每月有55元养老金，男60岁以上、女55岁以上每人每月还有80元失地保险。对一些困难家庭，尤其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家庭而言，这样的保障水平显然难以支撑。
团风县是一个贫困县，经济基础薄弱，政府财力有限，不仅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征地补偿费用也很低。罗家窑千余亩土地陆续被征用，近年来的征地补偿标准为工业用地每亩2.08万元，商业用地2.8万元，按政策规定，实际到农户手中也就1万多元。这点钱，对于失地农民来说只能算聊胜于无。
村民童爱国说：“政府把地拿去一卖，就是20万(工业用地)、80万(商业用地)，给我们1万多块钱一亩，一两年就吃光了。”
土地升值的预期让农民意识到，城镇化是他们挤上发展“列车”的机遇，而他们手上的“车票”就是土地。由此，一些农民已远远偏离“劳动创造财富”的追求，而将希望寄托在征地拆迁带来的暴富暴发上。
此外，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和保障跟进，对于许多罗家窑村村民来说，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后的保障。所以，他们不愿放弃手里这最后一点土地。(半月谈记者 梁相斌 皮曙初 余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