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营救陷入传销组织的女儿，闫家余可谓煞费苦心：他和外甥设计打入广西北海的传销团伙内部，并与打传队里应外合，将女儿强制带出来。可最后女儿仍不愿随他回家，还要继续留在当地“奋斗”。
10月27日，62岁的闫家余已从广西回到湖北老家。他告诉澎湃新闻，四天前，女儿本来已和他一起到了火车站，准备乘车回家，可临走时她突然不肯离开，说自己“不想放弃”。 这令闫家余有种无奈的挫败感。
针对这种情况，接受采访的反传销人士认为，在目前打传力度持续加大的背景下，整治工作还应健全救助机制，加强涉传人员的“反洗脑”教育，如此方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10月23日，一些传销人员被带到北海市银海区打传队。受访者 供图10月23日，一些传销人员被带到北海市银海区打传队。受访者 供图
女儿拉父亲搞传销，老汉借口“没旱烟”逃离
闫家余是湖北荆门人。他说，女儿闫芳（化名）大概是去年六月开始“搞传销”的，自己也曾被女儿拉入传销组织。
2016年9月，闫家余还在广东佛山的工地打工，主要从事城市下水道的施工。那段时间闫芳多次给他打电话，劝他离开“又苦又累”的工地。“她说她在湛江开了一间卖食品的店子，让我过去帮忙。”闫家余当时信以为真，便从佛山赶到广州坐火车——车票是女儿帮他在网上买好的，他上车后才发现，火车不是开往湛江，行驶方向竟是广西南宁。
到了南宁后，闫家余根据女儿买好的车票，转车来到北海。女儿和几个外地男女在一个小区租了一套房子，他们带闫家余到北海游玩，告诉他中央很重视北海的发展，准备在北海建“3条高铁、9条高速”；一些人轮流给闫家余上课，介绍“投资生意”，鼓动他交69800元“投资”，“以后最高可拿到1040万元。”
闫家余当时不知道，他接触到的所谓“投资项目”，其实是传销活动中有名的“1040阳光工程”——通过交会费、发展下线，号称可以分到上千万元。
闫家余被女儿骗至的北海市。经过女儿等人的“洗脑”后，闫家余决定“投资”。
他返回湖北老家，把家里的2.5万元积蓄全部带来北海，加上女儿的钱，凑足69800元交上去，从此成为了以缥缈财富为梦想的传销一员。
两个月后，闫家余发现“生意”不对劲，“其实就是骗人”。他决定离开。刚好从家里带去的旱烟抽完了，他此前想让家人寄些烟丝过来，可同伙的人不让他透露住处地址。于是他提出自己回家拿烟，“他们见我两个月没发展一个人，可能觉得没什么价值，就让我走了。”
虽然几万元“会费”打了水漂，可闫家余回家后再也不想“干那事”。一年多来，他最担心的，是还陷在传销窝里的女儿。
与打传队里应外合，救出女儿却带不回家
去年从北海回到湖北老家后，闫家余经常打电话要女儿回来，可闫芳根本不听劝。“她说我不懂，叫我别管。”闫家余叹道。
在闫家余眼里，今年30岁的闫芳从小很听话，小时因为家里穷没完成初中学业。结婚后，闫芳生育一儿子，现在读五年级。前些年闫芳在广东打工。自从迷上传销后，她和丈夫关系恶化。“一直闹离婚。”闫家余叹道。
为了挽救女儿，前段时间闫家余找到“有点子”的外甥吴彪，让其想办法。“我们劝一点用都没有。”吴彪告诉澎湃新闻，“我的办法是，必须打入传销内部去，跟外面打传队的里应外合。”
吴彪让他弟弟吴忠（化名）参与行动。吴忠在电话里向表妹闫芳表达“想出来找事做”的意愿，闫芳希望他来北海“发展”；闫家余也向女儿透露“出来继续干”的想法。
10月22日，闫家余和吴忠从湖北坐火车抵达北海。按照吴彪的叮嘱，他们先去了北海市银海区打击传销工作专业队（简称“打传队”），记下联系电话。
当天下午，闫家余和女儿取得联系。闫芳接他们先到酒店住下，晚上带他们去“朋友家”——市区一栋出租屋内，六七个“朋友”陪同吃晚饭，其中有闫家余去年认识的两名东北籍传销人员。这些“朋友”向他们炫耀“投资生意”的好处。
第二天，闫芳带父亲和表哥游玩，宣传“国家重点工程”。中午到出租屋煮饭吃。下午两点多，闫家余和外甥吴忠决定实施“计划”。
“我外甥找了个理由，说出去买点感冒药，到外面给打传队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地址。”闫家余说，当时过了20来分钟，五六名打传队的工作人员进屋搜查，然后将屋内的闫芳、闫家余和吴忠三人带走。
闫家余记得，他们被带到打传队办公的派出所。刚进院子，他看到里面停了两辆大巴车，陆续走下刚被抓的传销人员，“大概有100多人。”
当天下午，接受问询后的闫芳被放了出来。她不属于传销组织的顶层骨干人员，没被拘留，只是遣返。闫家余等人买了三张火车票，准备坐车回湖北。“中途她说忘记拿东西，回去了两次，我们都跟着。”闫家余说。
晚上，闫芳跟着父亲和表哥来到北海火车站。临近开车时，她突然提出不回去。“她说不想放弃，还是要继续‘做生意’。过段时间如果实在不赚钱，就自己回。”闫家余当时很生气，骂了女儿，却没有其他办法。
当时从电话中得知情况的吴彪，给闫家余、吴忠出主意：“实在不行，把她绑回来。”
闫家余终究没这样做。“把她绑回来也绑不了她的心，她还会出去。”他叹道。
当晚，闫芳提着行李离开候车室，返回了北海。闫家余则带着外甥坐火车返回湖北。
“我是没办法了。”这位六旬老人身心俱疲。他希望当地继续加大打传力度，“把那些头头全抓了。”他还希望女儿在这条路上不断“碰壁”，早日迷途知返。
反传人士：打传需建立“反洗脑”救助机制
事实上，今年来北海的打传工作处于持续的高压态势。这正是闫家余等人所期盼的。
“基本上每天都有行动，都在抓人。”10月27日下午，北海市银海区打传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公开报道，今年8月29日，北海出动两千多名执法人员清查了311个传销窝点，查获1228名涉传人员；9月底，北海市检察机关对“2.17”传销专案的167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作出批逮决定，这是广西迄今一次性逮捕人数最多的传销案件。
而另一方面，一些传销人员被遣散后仍设法重返传销组织，这成为执法人员头疼的现象。对于闫家余女儿这类例子，我国资深反传销人士李旭认为“非常普遍”。
“这些传销受害人都被洗脑了。打传办和家人把他们带出来，但他们的思想并没根本改变。”李旭说，由于并未认识到传销的本质，许多参与人员就算解救出来，也不愿回家，有的回家后又重返传销组织。
“家长带走人但带不走心。他们认为家人是挡他的财路”李旭说，对于打传办等执法部门的教育，传销人员往往有排斥心理，甚至有“提前免疫力”，“传销组织早就给他们提前打了预防针，执法人员进行批评教育，他们认为是宏观调控，是吓唬胆小怕事的人。”
“简单的批评教育没有效果，必须进行系统的反洗脑。”在李旭看来，“反洗脑”是一件很专业的事，需要专业的反传知识储备。
作为传销受害者的家人，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在传销泥潭愈陷愈深？李旭建议，家人可以“适当软硬兼施”，尽量将受害者带离“疯狂的传销环境”，使其逐渐冷静。对于受害者“中毒”极深以致解救失败的情况，李旭建议家人可向专业的反传人士求助。
作为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的会长，李旭介绍，民间专业反传人士大部分从受害者转变过来，熟悉传销内幕能“现身说法”，可起到较好的劝说效果。
李旭还建议，执法部门查获和解救传销人员后，应加强“反洗脑”教育，“很多地方并没有形成‘反洗脑’劝说的救助机制，导致治标不治本。你把人遣送走，半路他就跑回来了。”
据李旭介绍，近年来，国内民间反传组织也在加强与地方执法部门的合作，对传销参与人员进行专业的“反洗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