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也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院子里长大。熟悉的环境让我在武汉的三个月工作某种程度上多了些条件。专访李兰娟院士和金银潭医院重症突击队,多少与此相关。
李院士自2月初抵达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开始,便吸引了各家媒体的关注,她身经百战、带来“四抗二平衡”治疗方法、团队正在研究相关药物,都寄托着抗击疫情的希望。那时起,我持续与其团队保持着密切联系。获得跟随查房的机会是在2月中旬,我社文图视记者一行三人做好充分防护,跟踪采访拍摄73岁的李院士在重症监护室内工作全过程。数小时的辛苦工作后,她走出病区,摄影同事拍下她脸上带有明显口罩压痕的瞬间。这张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让许多人从中获得感动,也转化出对于抗疫工作局面好转的信心。
大年三十的晚上,一张照片在互联网上流传,一位医生经过昼夜工作,脱下防护服后汗衫近乎湿透。这张照片的主人翁来自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余追。自1月11日起,他便奉命率队前往金银潭值守支援并改建普通病房为重症监护室,直至我们采访时,他已连续工作逾20天。
约的采访地点本来在余追医生的房间,但由于所住宾馆疫情期间缺少清洁人员,他们的卧室“乱成了一团”,脏衣服堆在床上,刚洗干净的挂在了窗台前,泡面和矿泉水满地都是。医生们主动要求“去楼下找个整洁一些的地方吧”,当我们来到大堂已经不营业的咖啡厅落座后,有医生感叹道“现在这个时候进咖啡厅,实在有些恍惚,这与我们这段时间的紧张状态太不吻合了”,或许抽离了医院的环境对他们而言都是恍惚的。余追医生当晚邀请不值班的几乎所有医护都到我们的镜头前,摄影同事为他们拍了一张合影。采访间隙,没有回答问题的医生们差点睡着,我们与医生们的对话在“不忍心”中继续。采访结束后,我们到另一间医护休息的驻地房间帮他们留影,时间接近晚上12点,但医生护士们兴致不浅,他们积极昂扬的状态让我们感到意外、但也欣慰。
将近3个小时的聊天中,我们好像看到了真实的金银潭,新婚夫妇报名前往金银潭均未告知对方,他们在医院相遇;医生防护服不够,自制防护服面对无创插管病人喷出的飞沫。但同时,短暂的采访难以体会他们不间断地“战斗”,与死神赛跑的紧张状态。对于金银潭医院的特殊关注,是每家媒体疫情期间报道的共性。对于我来说,更多了一层来自父亲所在医院的医生们持续奋战的朴素感情。
许许多多次的采访,对家人、对家乡的情感都处于流动和积蓄之中。武汉,尤其是武昌,是我从小生长的城区,这是一座热闹到有些嘈杂的城市,从清晨的“过早”到凌晨的宵夜,好像没有一刻能让它消停下来。然而疫情做到了,而且是不费吹灰之力在突然之间让它变得鸦雀无声。两江四岸高楼大厦的霓虹灯依然璀璨,马路上空无一人,偶尔能见到的只有身着全套防护服的消杀工作者。走在小学、初中、高中所在的解放路街道,这样与现实的错位感更为强烈。
这条马路上有一家曹祥泰老字号,专卖南方人偏好的一种绿豆糕,逢年过节排队的人群几乎要站到马路上。今年过年,这里不出意外地没了人流,卷帘门紧锁,好吃的武汉人被关在家中。街道干部们带着红袖章在出口处执勤,羊肠小道四通八达的老社区难于管理,这个时候需要他们24小时轮流站岗。他们回忆,有遇到翻墙而出的年轻人、也有抱怨吃不到肉的老住户,还有抽完了家中存烟的住户深夜拜托他们帮忙出外购烟“续命”。紧临的黄鹤楼见证着城市的辉煌与苦难,“樱花三月”、游人未归,保安们拿出自己的热水壶、插线板提供给滞留在武汉、无处可去的人们。
以黄鹤楼为圆心,我们走访了附近的商圈、老社区,发出稿件《“封城”中的黄鹤楼》,可以深切感受从扎根基层的公务人员到街头商贩,再到四代同堂的“老武汉”,他们普遍的乐观、豁达是这座城市能够挺过疫情的保证之一。疫情期间,从网络上不难看到抱怨社区、抱怨医院的转帖和视频,武汉人的泼辣从中可见一斑。但也正是这份不吐不快、不把情绪留在内心的爽利,让成千上万的市民即使历经艰辛也能最终熬过难关。
随着2月间方舱一座座拔地而起,近4万医护和无数生活、医疗物资从全国各地驰援,疫情一天天在好转。千万市民的坚韧支撑力,是重启武汉“封城”大门的第一股力量。“封城”是为“内防扩散,外防输出”的必要之举,一千万武汉市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封城”期间,6万多名武汉本土医生和外地驰援的医疗队员并肩作战,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与毒魔决战于江城,诸多医护被感染,有的壮烈牺牲。要推开武汉紧“封”的城门,仅靠一城一地的民众只手相撑、以命相搏显然不够。它更需要另一只更强有力的手,合力形成雷霆万钧之势。
共同守护一座城的经历势必将成为这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在至暗时刻里,我们不是等待希望,而是身处武汉的每一个人都在力所能及地寻找希望。疫情中的新闻报道,除了向外界传递风暴眼的关键信息、答疑解惑,还兼具记录历史,为后来者回望前人前事提供重要依据。尤其在中国面临严峻国际局势的当前,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真相更显珍贵,回忆这些内容,既是温故、更是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