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寻找利益“代言人”，培植“亲属情人圈”。办案人员告诉记者，腐败官员习惯固定安排一到两名至亲好友出面，充当自己收受钱财的“白手套”和牟取利益的“代言人”，自己则藏身幕后，以此隐匿和过滤违纪违法留下的痕迹。
如受贿4380万元被判无期徒刑的冯伟林，在主政湖南高速期间，将家人培植成“代言人”。其中，冯伟林通过“打招呼”让工程商王某承揽工程，并约定由其弟冯冠乔出面分一半的利润。仅此一项，冯伟林伙同冯冠乔就实际获得1500万元的“好处费”。江西一名落马厅级官员在插手工程项目时，均由其外甥何某出面，收受的1000多万元赃款都放在何某名下。
湖南省交通厅纪检组长刘志信告诉记者，陈明宪案发后，除刚满周岁的小儿子外，身边的亲属都有涉案，其妻周茜、其子陈钏、其妹陈明珍、其弟黄道军都通过陈明宪的职务便利牟取了巨额非法利益。在冯伟林案中，其妻子及弟、妹都被起诉，其弟冯冠乔更是因为中间人中标牵线搭桥收受贿赂1775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大到派系，小到各种“圈子”，这种异化的人际关系一旦在党内、政府内蔓延，必将对政治生态造成严重损害，甚至严重扭曲现存的道德和制度。“‘小圈子’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除非反腐外力的介入。”一些受访的纪检干部认为，这种“黑色圈子”的本质是腐败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利益板块内往往和平共处，谁不遵守游戏规则，就会被视为“另类”加以排斥。
“逆淘汰”用人催生官场“黑文化”
“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红包文化，推崇厚黑学、讲究“兄弟义气”的“江湖文化”，明码交换、竞价出售的“买官文化”等官场“黑色文化”在一些地方不断蔓延。
记者调研发现，在一些腐败多发地区和领域，政治生态出现问题最突出表现为用人腐败，甚至形成选人用人“逆淘汰”现象，洁身自好、清正为官的干部被视为“另类”，不仅领导不喜欢，周围的人也因为怕冒犯领导而“躲着走”，清廉官员久而久之必然“边缘化”；与之相对应的，是作风不正、善于钻营的官员却“如鱼得水”，被不断提拔。
据办案人员介绍，陈明宪、冯伟林分别担任湖南省交通厅和省高管局的“一把手”期间，权力高度集中，从工程立项到干部人事安排，一手遮天。其中，为选拔“自己人”形成安全贪腐的“小圈子”，他们一般先只任命高速公路建设筹备组长，等完成土建招投标后，听话的就任命为经理，不听话的就不让当经理。
办案人员反映，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用人不正之风盛行，“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红包文化，推崇厚黑学、讲究“兄弟义气”的“江湖文化”，明码交换、竞价出售的“买官文化”等官场“黑色文化”在一些地方不断蔓延。
因受贿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的安徽泗县原县委书记晏金星，在任职10年间受贿600多次，受贿金额520多万元，其中“卖官”近百次，“卖官”受贿约370万元。曾任安徽萧县县委书记的毋保良10年受贿更高达1000多次。一名曾给毋保良送礼的干部表示，对当地不少干部来说，县委书记收不收自己的礼、收多少，某种意义上已成为行贿者是否被毋保良看成 “自己人”、“兄弟”，是否被核心权力圈接纳，乃至有没有发展前途的象征。
2012年年底以来，包括原广东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常务副市长刘盛发、副市长郑松标在内的多名揭阳市领导被查处。今年6月，曾任揭阳市委书记的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红包问题突出，官商勾结严重，买官卖官成风。”揭阳市纪委书记陈直河坦言，揭阳政治生态过去确实存在一系列问题，但根子还是选人用人方面长期形成的不正之风。
腐败风气盛行的背后，官场文化“泛黑化”现象不容忽视。办案人员透露，一些涉案官员之间平时多以兄弟相称、抱团腐败；一旦预感将“东窗事发”，又推崇“江湖义气”，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逃避法律惩罚。
根除用人腐败须加快官员任命制度改革
针对官员腐败背后存在的地方和部门政治生态恶化问题，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政府人士以及相关专家学者表示，唯有监督才能规范权力，并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而要消除用人腐败，必须加快对官员的任命制度改革，将部分职务的决定权交给人民，淘汰“官场的逆淘汰”，让“圈子观念”、“黑色文化”没有生存土壤，避免制度性原因带来的腐败现象。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认为，“一把手”在地方政治生态中居核心地位，规则、风气、导向，是决定一个地方政治生态好坏的三要素。规则是维护良好政治生态的首要前提，有了规则制度不敢坚持，就像车没轨道，就乱了；一个地方风气不正，是政治生态不好的外在表现，如果放任不良风气持续存在，就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导致政治生态恶化和腐败现象蔓延；导向就是风向标，党委书记在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中居于核心、主导地位，具有源头性、导向性、引领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