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强又弱的女性们
刘政的律师事务所里，经常有80后前来咨询。一天，父亲一个朋友的女儿来找他，说男方要跟她离婚，给了一个理由是“他觉得我挺膈应的”。再仔细一问，男方说，她冬天常常因为皮肤干燥掉下些皮屑落在床单上，让他无法忍受。
刘政告诉她，这没有常理，“你以前身上不掉皮屑吗？他以前怎么没觉得膈应？”姑娘受到启发，回去找到了男方变心出轨的迹象，提出离婚。
另一个女孩子来找刘政要求律师帮忙解除同居关系，并分配同居半年期间的共同财产。男方提出的分手理由是“觉得她身上有味”。刘政问：“那他以前没觉得你有味吗？”
刘政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知这些女孩子是真傻还是假傻，经常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都能相信。还原成事实就是这个女孩在QQ上认识了一个男的，聊得很开心，就跑到北京来见面、同居，然后被骗了。她想为这段关系争取一些补偿，可这半年同居能有什么共同财产？刘政说，等她长大了成熟了，就会发现这真的只是一个玩笑。
“看对眼”被认为是当下最容易的事情。“我觉得他挺幽默的，我跟他吃饭、看电影挺开心的。”刘政经常听到身边的年轻姑娘这样说，“这样的年轻孩子们谈上八次恋爱也仍然觉得自己是真爱，每次哭得稀里哗啦，每次也都很快投入下一段恋爱。”刘政说，这样的感情当然不能说是成熟，也不能构成婚姻的基石。年轻女性对爱和感情的认知有限，而爱的能力、理性的能力跟学历、收入都没有关系。
王军认识的一位女性，是因为“夫家光膀子”的理由提出离婚的。男方家人很随便，公公婆婆夏天都光着膀子，婚前在儿媳面前还装一装，婚后便毫不顾忌。女方则认为男方家庭粗俗，完全不可接受。
来找王军咨询的男方非常惊讶，完全不可理解：“我们好好的，什么问题都没有，一定是你有了外遇才离婚的，不然怎么可能因为光膀子之类的理由离婚呢？”
律师刘政曾经经手的一起离婚诉讼是这样的：男方是香港上市公司老总，身家数百亿；女方有海外留学背景，年轻高知。双方没有第三者，因为涉及公司股价，男方不愿意轻易离婚，但女方硬是耗时耗力、不惜请律师把这场官司打下来。
让刘政惊讶的是，女方一边跟男方打离婚官司，一边还在准备生老二，她的理由是不让老大面对同父异母的孤单。
“在200例上海离婚案例中，男性提起离婚申请的只有40%，而女性申请的则高达60%”，助理审判员潘庸鲁、沈燕研究发现，“这一比例虽不符常人预期但并非毫无情理可循。因为80后的女性，尤其生活在城市中的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宠爱和教育是和男性同等的。她们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经济独立能力，并不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在爱情和家庭中追求彼此平等、强烈的幸福感和尊严感。”
事实上，80后婚姻中，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婚姻模式正在慢慢消解。各自经济独立、女性意识的提高，冲击着夫妻双方原有的社会角色期待，也让女性拥有了更多独立
诉求、个性婚姻理念与生活选择的自由。
刘政说，如果男性出轨，许多女性包括知识女性为了维持婚姻、为了孩子会选择隐忍；但女性出轨，男性则二话不说选择离婚。这是法庭上的常态。
现代社会中，女性主动选择离婚的，多数知识结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等都不错，能让她在离婚后保持相当的生活水平，才会有底气离婚。曾有一个河北女青年来找刘政，要求打官司离婚。律师帮她分析后发现，一旦离开男方，她不太可能独立，更不可能赡养父母，女孩最终决定回去凑合着过。
“离婚率高与伦理无关。现代人多少是因为纯粹的感情结婚的呢？如果结婚时感情就不纯粹，外貌、家世、财产、学历，乃至虚荣心等等这些因素都是结婚的动因，那么后面离婚也就不足为奇了。”刘政总结说。
不过，离婚率高不一定是坏事。中国以前离婚率低，是因为大家迫于舆论压力、迫于组织干预或者其他原因，能够将就着白头到老，现代人反而不能。他们强调个性自由、强调思想解放、强调自身幸福感的现代人不想再凑合，甚至包括“60后”“50后”们。
“不幸的家庭是相似的，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刘政说，欧美中产阶级对婚姻的忠诚大多来自内心的约束和宗教的信仰，而现阶段，中国教育对人的影响远没有达到转化为自律的程度。
西方社会也经历了一个从性解放到回归传统的过程，“也许有一天，等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也趋于庞大而稳定，经历了混乱、自由、茫然无助后也会最终选择回归家庭的稳定，而这时是听从自己的内心的回归，我们才会感受到家庭、责任、情感的回归，才能体会到忠贞不渝的含义。”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顾良、汪波、孟雪、白晓、阎菲等为化名。本刊记者刘丹青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