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洲坝建成前中华鲟种群兴旺 有16处产卵场

　　长江葛洲坝建成前，中华鲟是一个兴旺的种群，它们在长江上游的合江至金沙江屏山段的600多公里江段内有16处产卵场，危起伟说。

　　中华鲟几乎是目前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历经1.4亿年，存活至今。它们也是中国独有的鲟鱼，出生于长江，成长在大海。经过8-26年的生长，一旦性腺成熟，就从大海溯游回长江繁殖后代。漫长的海洋生活，不曾抹去它们对长江的记忆。

　　每年6月，性成熟的雌雄个体成群而行，由上海崇明岛长江口溯游而上，在年末抵达产卵场，停留到第二年的10、11月开始产卵。幼鱼在长江里长到20厘米左右，顺江而下，在下一年的7、8月，从长江口入海生长。

　　葛洲坝阻断了中华鲟通向产卵场的唯一通道。但专家们却在1981年的秋天意外发现中华鲟在葛洲坝下游的水域产卵，新的产卵场就此形成。此后32年，上游的22处产卵场“荒废”，这里成了中华鲟物种自然延续唯一的根据地，也成了寄托科研人员希望的“黄金水域”。

　　然而，今年9月的走访，让课题组最后的希望也落空了。

　　从一万余尾到57尾

　　葛洲坝落成后，中华鲟在坝下聚集，捕捞和误伤导致数量急剧减少

　　这条大鱼命运的拐点，早在30多年前，危起伟就有所预料。

　　葛洲坝截流的1981年，葛洲坝下的沿岸渔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馈赠”。中华鲟在坝下扎堆，好抓极了。宜昌点军区紫阳村渔民王辉富记得，他划着杉木渔船，一个晚上几袋烟的工夫，就捕到7尾，每条鱼都有二三百公斤，让渔民们大开眼界。此前，当地渔民几乎见不到这么多这么大的鱼。

　　王辉富童年的记忆里，捕获巨大的中华鲟曾是至高的荣誉，这种荣誉不在于鲟本身的价值，而是渔夫精湛的技艺。王辉富说，“通常是几条船合力，用最好的滚钩，不能生拉硬拽，它力气大得很，容易船翻人亡。要柔着来，滚钩挂住后，由着它跑，等它累了，再用绳子圈住尾鳍拉上船。”

　　王辉富的父亲终其一生，只打上来一条中华鲟，像拜神的仪式一样，摆酒宴请全村人来庆贺品食，这让人不禁联想到《老人与海》里的情节。然而，和书中的大鱼一样，中华鲟的命运也在被人类改写。

　　中华鲟无法知道，产卵之路已被截断，它们在坝下聚集徘徊，不断尝试寻找出路，无一成功。危起伟说，这些鱼，有些可能是出生后第一次回来，却无法找到那个根植于基因的熟悉的“家”了。

　　随着聚集的中华鲟增多，水面、浅滩上，总能见到一坨坨鱼肉，或是断了头的，截成几段的，它们大多是被坝下发电的水轮机绞死的。王辉富记得，鱼最多的时候，远远望去，江面上浮动着一波波染红的涟漪。

　　“那年，宜昌的大街上，常见到用板车拖着中华鲟的。中华鲟捕捞量大幅增长，捕杀了近2000余尾。” 危起伟说。

　　无度的捕杀使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急剧滑坡。危起伟介绍，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江里的繁殖群体能达到1万余尾，葛洲坝截流的80年代，骤减到2176尾，2000年仅有363尾。1983年国家禁止对中华鲟的商业捕捞，只允许用于人工繁殖的科研捕捞。

　　然而野生中华鲟数量的锐减，让科研捕捞的指标都无法完成。中华鲟研究所所长高勇介绍，80年代的科研捕捞指标是长江水产研究所和中华鲟研究所每年各100尾，但两家机构每年各自能捕到五六十尾已很不错。2000年后，两家每年加起来也只能捕捞二三十尾。2008年，农业部组织专家论证，估算繁殖群体不足200尾，野生种群岌岌可危，科研捕捞就此叫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