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效的人工繁殖流放
专家们试图通过人工繁殖流放补充野生中华鲟群体，但多年来效果微乎其微
专家们在努力保护中华鲟自然生存环境的同时，也一直在尝试通过生物技术帮助这一物种的繁衍。
葛洲坝建设前后，为了保护中华鲟，国家水产总局曾组织专家前往美国、俄罗斯考察类似情况下对鱼类的保护措施。回国后的专家们围绕两种观点争论不休，一种是效仿欧美修鱼道，另一种是学习苏联搞人工繁殖放流。当时修鱼道的技术难度大，而且成效尚不能预计。
1981年，大坝建成后，中华鲟在坝下形成新产卵区。危起伟介绍，当时专家们认为不需要再修鱼道让中华鲟回归旧产卵区了。人工繁殖放流随之被确定为保护中华鲟种群的方案。中华鲟研究所和长江水产研究所承担起了这一任务。
1983年，两家机构先后突破了人工繁殖技术，通过捕捞野生中华鲟亲鲟，剖鱼取卵繁殖。当时取卵后的鱼几乎都会死去，这是所有科研人员不愿意再提起的回忆，“对鱼来说太残忍了。”中华鲟研究所所长高勇说。
当时的科研能力培育出刚孵化尚没有开口进食的仔鱼，大约两三厘米，被科研人员称为“水花”。“人工根本养不活，到江里也很难存活，放下去就成了其他鱼的饵料。”多为科研人员表示，十多年间的放流对野生中华鲟的数量的补充微乎其微。
大约在1995年，中华鲟的培育技术获得突破，可以将受精卵培育到10公分以上的大规格幼鱼。2012年，两家机构再次先后突破全人工繁殖，获得了人工繁殖的子二代鲟鱼。
中华鲟最快8年可达性成熟。1995年放流的鱼如果还有活着的，现在应该已经性成熟，可它们是否回到过长江产卵繁殖，仍不得而知。至今，没有研究结果可以确定人工繁殖放流的鱼到底对野生种群起到多大的补给。在长江口监测估算人工放流的鱼占资源总量的大约5%。
今年9月的调查结果公布后，引起舆论巨大关注，中华鲟的这一物种的命运引起人们的哀叹。
然而这一调查的主要负责人危起伟却说他还有“乐观的期待”。
“这可能只是一次偶然，或许今年11月，中华鲟可能就回来产卵了，就算今年不回来，或许某一年有可能出现。”危起伟说。
尽管希望的火花十分微弱，但危起伟和众多研究人员一直为它的延续和燃旺做出各种努力。
危起伟目前将精力放在更多的“建设性措施”上，他建议利用长江中游夹江，通过人工措施，如透水围栏，建立半封闭的水体，“圈养”人工繁殖和增殖放“野生”亲鱼，以及另建人工模拟产卵场。
新京报记者 范春旭实习生 尹瑞涛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