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势之下，武钢将成为过去。宝钢武钢合并是中央再次启动产能过剩行业兼并重组的第一步。“如果宝武合并成功了，河钢、鞍钢、首钢都会来效仿，如果这一着棋活了，很可能带动全盘。”
熊少翀 2016/11/07
来源：界面新闻
“提早完成任务，武钢一号高炉。武昌今又成钢都，铁浪滔天奔注。”1958年9月13日，时年66岁的学者郭沫若有感而发，在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上寄调“西江月”填词一阕。
这一天，武汉成为世界的焦点。作为新中国兴建的第一个钢铁基地，武钢在当时“大炼钢铁、以钢为纲”的运动思潮下提前建成了一号高炉。第一桶铁水出炉时，举国欢腾，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站在高炉炉台上见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贺武钢出铁》，称该事件“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武钢在中国钢铁产业版图中的地位由此奠定。
时隔58年后，头顶“央企”光环的“新中国钢铁长子”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下称武钢集团），将宣告成为历史。
9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宝钢集团与武钢集团实施联合重组，新公司命名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公司”（下称宝武集团）。宝武集团总部位于宝钢集团所在地上海，武钢集团降级为宝武集团子公司。同时，武钢集团旗下上市公司武钢股份（3.140， 0.05， 1.62%）（600005.SH）将整体纳入宝钢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宝钢股份（5.690， 0.11， 1.97%）（600019.SH），武钢股份注销。
国资委网站显示，新集团正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界面新闻记者获悉，现行合并方案是，原武钢集团和宝钢集团的钢铁资产将整合，更名后的武钢集团将经营非钢产业，包括防城港项目在内的多项资产或面临重大调整，不排除剥离出售的可能。
这场“超级大合并”正在火速推进。
就在6月底突然宣布重组的前十天，宝武高层双双对外否认“合并传闻”，短短四个月后，新集团领导班子既已确定。
一位武钢集团中层人士向界面新闻记者透露，新集团领导班子公布后，近期将会在上海举行宝武集团成立大会。宝钢集团已在上海建成了一栋新的办公大楼，正在进行内饰装修，作为宝武集团的办公大楼。
“这件事既然已经启动了，又涉及到这么多职工、产线，所以能够早一天（完成）肯定是早一天完成。”刚刚被任命为宝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的原武钢集团董事长马国强，9月28日对界面新闻记者称，宝武集团重组会择机挂牌。
武钢股份证券事务代表许书铭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如顺利推进，宝武集团预计在春节前后挂牌，宝钢股份纳入武钢股份事项，最迟在明年3月完成。
近十年来，中国钢铁企业的合并重组并不少见，成功案例寥寥。此次中央启动新一轮兼并重组时，市场舆论中不乏质疑与担忧。
肩负龙头示范使命的宝武集团跨出第一步后，业内屏息旁观。在宏观经济数据下坡、产能严重过剩、企业大面积亏损、债务危机不断升级的当口，从决策层到一线钢铁从业者，所有人都清楚，中国钢铁业到了告别以往失败的发展模式、走向现代化之路的时候。
昔日“模范生”
在冷轧硅钢、汽车板、高性能工程结构钢等产品领域，武钢集团长期处于“领头羊”地位。与此不相匹配的是，这家把持行业优势资源和地位的中央企业，近年却陷入了亏损泥潭，债台高筑。
界面新闻记者通过中国货币网查阅武钢集团历年财报数据发现，该集团的亏损额正陡然攀升。2012-2015年，武钢集团分别净亏损12.69亿元、15.49亿元、84.32亿元、114.14亿元。
截至去年底，武钢集团总资产1902.74亿元，总负债1446.84亿元，负债率为76%。这与武钢在创业初期乃至1970、1980年代的风光与辉煌，形成巨大落差。
武钢的破土动工，承载着新中国的“钢铁梦”。建国之初，发展钢铁被认为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毛泽东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1952年3月，中央财委党组向中央报告称，有条件建设成为年产百万吨钢以上钢铁厂的鞍山、本溪、石景山、大冶四地中，在武汉附近的大冶地区兴建新钢铁工业基地是最佳方案。该提议很快获批，并列为苏联援建项目之一。1954年，苏联专家组将厂址最终确定在武汉青山，即为武钢。
1958年9月13日，武钢一号高炉炼出了第一炉铁水，标志着新中国兴建的第一个大钢都诞生。
在近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米七”项目是武钢的标志性事件之一。1970年代初中国的轧钢能力不足，特别是板、管少，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中央提出由武钢建设“一米七”轧机项目，解决当时钢材品种匮乏、重度依赖进口的问题。“一米七”是指轧钢机的轧辊有效长度为1700mm，产品钢板的最大宽度为1560mm。
1974年9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云集武汉，武钢“一米七”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并于1980年底投产。一米七轧机的产品分板、卷、带三大类，主要品种有汽车板、自行车带钢、镀锌板、镀锡板、船板、普通板和硅钢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将其称为“我国钢铁工业的一个转折”。
1980年代初，武钢提出“以质量求效益，以质量求发展”的口号，效果颇为显著，成为当时中央树立的正面典型。
1991年2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回顾武钢1978-1988年十年间的成绩，称1982年武钢年产钢276万吨，废品多达26.7万吨，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型钢厂的产量。
1983年，武钢狠抓“废品减半”，年终废品减少14万吨，仅此一项获直接经济效益3000万元。这一年，武钢获得第一枚国家质量金奖。
从1978-1988年的十年间，武钢的产量、产值、劳动生产率均翻了一番，实现利税翻两番。1990年，由于市场疲软等原因，钢材产量、产值均比上年减少4%左右，销售收入却仍增加近7%，利税净增1亿元。
彼时，武钢也经历了养人太多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人工成本过高的问题。1992-2001年，武钢先后进行了七次较大规模的剥离减员工作，累计剥离钢铁从业人员近10万人。然而，进入2000年以来，武钢又一次走上大规模扩张的老路，并在随后到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下坡中遭受重创。
武钢困境并不能孤立看待。
曾在鞍钢供职三十余年的钢铁资深人士马忠普对界面新闻记者称，武钢的巨额亏损一方面源于国内产能严重过剩、供需严重失衡、恶性竞争激烈等市场因素，另一方面是国企体制机制不适应市场，导致企业经营战略失当。后者在早期市场环境有利于国营资本时体现得并不明显，但在眼下便被彻底暴露。
“这些问题在国内普遍存在，并不只是武钢，酒钢、包钢、本钢、鞍钢、马钢都陷入了严重的亏损。”马忠普说，“出问题的不是武钢，而是整个中国钢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