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政府没有划拨建设和搬迁专项经费，所有的迁建费用都靠学校自己筹措。掏不出钱购买建材，广大师生就自己动手拆掉原有建筑，再将砖瓦、木料、石块等材料重新利用。没有运输车辆，只能靠师生肩挑背扛。新老校区虽然直线距离并不远，但要爬上一道很陡的山岗，其垂直高度只有大约100米，却得盘旋1500多米才能上去。师生以高度的主人公精神和坚强的毅力，牺牲了所有课余时间夜以继日地苦干。有的肩膀擦破了，有的脚磨出水泡，但仍然咬牙坚持。有位女生总是比其他同学挑得多，两个月后，因腰部受损较重，不得不住院治疗。她刚住了两天，伤还没痊愈，却又坚持回来，继续挑起那副沉重的担子。
屋漏偏遇连阴雨，迁建期间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师生的口粮标准普遍大幅减少，饥饿成为大家共同面临的敌人。为了不使师生忍受饥饿干重活，学校挖空心思弄来食物让大家填饱肚子。校长李伯达亲自带领部分学生，徒步前往40公里外的白桑关，满山偏野寻挖蕨菜根，将其碾磨成粉，和成面糊给大家充饥。同时，学校组织师生自己动手开垦荒地，根据班级规模大小分片种植蔬菜，作为粮食的补充。
虽然处于迁建阶段，教学工作也不能耽误。40多名老师白天不是上课就是劳动，到了晚上，他们还得继续备课、批改作业、查看学生宿舍，承受着超负荷的工作量。学生们由于课余时间从事繁重的劳动，休息严重不足，致使身心疲惫，再加上饥饿和伤痛，很多人在教室上着课就睡着了。
迁建也给学校的管理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常常是刚刚盖好一栋宿舍，当天晚上就会有一部分学生搬进去就寝。考虑到学生安全，每天晚自习后，当天值班班主任负责送学生过去。带班校领导也要每天前去巡视，检查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其他老师考虑到校长李伯达年龄较大，行动不便，不忍心让他晚上带班，但他每次还是坚持翻山越岭去新校址。隆冬时节，有时天降大雪，李伯达就一个人拄根拐棍，一步一步地往山顶爬行。他慈父般地逐间寝室仔细查看，问寒问暖，一直等到所有学生都熟睡了，才放心地离去。
这种边迁建边教学的状况一直持续了四年，到1963年，学校迁建工作才初步告一段落。可是，此时的学校却如同经历了一次大型手术般地元气大伤，教学、管理、设施等各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好在那时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都满怀着革命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没过多长时间，学校教学质量和办学实力都渐渐恢复了。
痛苦的抉择
经过九年的施工，丹江口水利枢纽的主体工程竣工，于1967年下闸蓄水。这时，库水已把郧阳师范老校址全部淹没，并且水位逐渐上涨，一米一米地向学校新校址逼近。最后，“水漫金山”在现实中再度上演，郧阳师范被围困在一个空间狭窄的山包上，不但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而且正常的教学活动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因此，学校的第三次迁建势在必行。水不等人，容不得丝毫犹豫，郧阳师范人不得不放弃仅有四年的安宁生活，再次踏上奔波之路。经过深入调研、反复论证，郧阳地委决定将郧阳师范学校迁到当时的十堰市白浪公社马路大队。
这次迁建又是大家一起上阵。校党委副书记吴西钢负责建材供应，往往先用船运到距离最近的汉江码头，再用拖拉机一车一车运到工地。中间的装卸、转运，他都干在前面，成天是一身汗水一身泥，完全没有人们心目中县级干部的模样。为了赶工程进度，学校安排十几位教工就地垒窑烧砖，昼夜不停地流水作业，既降低了成本，又解除了外出采购和长途运输的麻烦。
如今年逾古稀的退休老干部王立富回忆，自己当年二十出头，正是干活的年龄，学校交给他的任务就是采购、运输石灰。那时石灰紧缺，很难大批量购买，他就顺汉江而下，从离郧县城关30里外一个叫石灰窑的偏僻地方组织货源，然后逆流而上运到码头，再用拖拉机运到十堰。如此倒腾下来要花十多个钟头，辛辛苦苦一天只能运回一趟。事过几十年，他仍对当时的一切记忆犹新：“当年迁建中的艰苦程度，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