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网络据新华社北京22日电 10月21日，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第二天，中央纪检监察网站先后发布三条消息：昆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喜接受组织调查，湖北省政协原常委、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梅祖恩和湖北省国资委原党委委员、副主任王侃被开除党籍。
这种“一天三人落马”的反腐节奏在“十八大”以来已是常事。过去的八、九月份，中纪委和检察机关先后从国家发改委带走了5名司局级官员。如今，被外界称为“天下第一司”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只剩下一名巡视员和一名副巡视员两名司局级领导。而早在上半年，同处一个院子的国家能源局已有近半业务部门一把手因反腐出现更迭。
这样刮骨疗伤般罕见举动的背后，是十八大以来反腐风暴的高压推进。在不到两年时间的“打虎拍蝇”战役里，超过18万党员干部被处分。而交通、房地产、矿产资源、发改委系统等垄断程度高、权力集中的领域无疑是反腐“重灾区”。
按照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时间表，我国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众多专家认为，史上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成为中国反腐从“治标”转向“治本”的重要节点，法治反腐将成新常态，以此为支撑的创新驱动发展将有效刺激民间投资潜力和全社会活力。
近日彭博社调查显示，17位经济学家预测，反腐将在2020年使中国GDP提高0.1%-0.5%。随着贿赂对商业的拖累不断得到缓解，按美元现价计算，那是一笔相当于斯里兰卡经济规模的约700亿美元的红利。
“中国每年的贪腐金额巨大，省下来每年不少于100亿美元。而且，对企业而言，经济环境更公平更透明，以前要办事就得行贿，以后这部分成本就没有了，而且程序简化，还节省了时间，整体的交易成本都有所降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主任苏剑认为，反腐红利远高于7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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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亮剑官员“亲缘腐败”
“一人当官全家发财”将难以遁形
据新华社电 近日陆续公布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整改情况通报显示，14个被巡视对象中有7个地方和单位出现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
专家称，从1979年至今，共有10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问题，但一直以来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央巡视组聚焦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意味着“一人当官全家发财”的“亲缘腐败”将难以遁形。
子女违规经商与干部腐败“关联度”高
子女亲属违规经商与领导干部发生腐败到底有多大关联性？在新疆的专项清理中，近1000条违规的线索目前已经查出输送利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线索68件；江西专项治理期间，各地各部门通过自查发现涉及利益冲突方面的问题2000余个，立案查处的已达110余人。数据说明，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与领导干部腐败的“关联度”相当高。
据披露，今年以来新疆共立案查处此类案件176件，占15.6%，其中自治区纪委查办的16件违纪案件中，有6件涉及此类问题，占比高达37.5%。广东省纪委通报，今年上半年立案查处的要案有31件是官员利用影响力为亲属、子女谋利，占要案总数的33.3%。
家庭内部“官商结合”上演“双簧戏”
江西一位纪检干部介绍，在查办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涉及腐败的案件中，一般是腐败官员藏身幕后，安排至亲好友充当自己收受钱财的“白手套”和牟取利益的“代言人”。基本上，其手法和途径可分为以下三个类型：
——“官商权钱利益互补型”。在山西运城的“房媳”事件中，以“房媳”张彦、公公孙太平为核心的运城孙家是典型的家族内“官商合作”，该家族成员多人在运城市担任公职，分布在公、检、法、纪委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同时家族还经营着物流公司、洗煤厂等企业。
——“借壳捞钱型”。一些干部子女经商办企业并不从事实际业务，其公司只是进行贪污受贿的“壳”，例如刘铁男与刘德成父子。刘铁男帮助南山集团解决3万吨氧化铝购销合同，南山集团董事长将购销差价中的750万元人民币汇入刘德成控制的公司；刘铁男帮助张爱彬在北京成立广汽丰田汽车销售店，张爱彬将新公司30%股份送给刘德成，之后又用1000万元人民币回购股份。
——“利益集团交换型”。这种腐败形式一般是领导干部先施惠于下级、商人，再打招呼让其“照顾”自己的亲属，或者官员之间达成某种“默契”，以手中权力为交换砝码，异地“交易”利益互换。
加强监督还需制度措施落地生根
事实上，干部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是个老问题，规范干部亲属子女经商行为一直是反腐败的“重点地带”。但为何诸多法规管不住干部亲属子女伸出的“谋利之手”？南京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谢世诚认为，监管边界、标准模糊以及约束机制不细化、缺乏操作性，是造成法规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一位纪检干部举例说，如对于“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能在该领导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的规定，在实际监督中如何界定“领导管辖的业务范围”“与公共利益冲突”两个问题，就存在操作难题。
“中央巡视组将相关问题‘揭开盖子’，表明了中央将坚决查处相关问题的态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说：“需要关注的是，领导干部可以用党纪国法来规范，其亲属子女出现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都需要在今后进一步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