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内部“官商结合”三种类型
江西一位纪检干部介绍，在查办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涉及腐败的案件中，一般是腐败官员藏身幕后，安排至亲好友充当自己收受钱财的“白手套”和牟取利益的“代言人”。基本上，其手法和途径可分为以下三个类型：
—“官商权钱利益互补型”。家庭成员有人当官，有人经商，“权为商开路，商为权巩固”。在山西运城的“房媳”事件中，以“房媳”张彦、公公孙太平为核心的孙家是典型的家族内“官商合作”，该家族成员多人在运城市担任公职，分布在公、检、法、纪委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同时家族还经营着物流公司、洗煤厂等企业。
—“借壳捞钱型”。一些干部子女经商办企业并不从事实际业务，其公司只是进行贪污受贿的“壳”。刘铁男与刘德成父子就具有这样的特征。根据检方的起诉书，刘铁男帮助南山集团解决3万吨氧化铝购销合同，南山集团董事长将购销差价中的750万元汇入刘德成控制的公司；刘铁男帮助张爱彬在北京成立广汽丰田汽车销售店，张爱彬将新公司30%股份送给刘德成，之后又用1000万元人民币回购股份。
—“利益集团交换型”。这种腐败形式一般是领导干部先施惠于下级、商人，再打招呼让其“照顾”亲属，或者官员之间达成“默契”，以手中权力为交换砝码，异地“交易”利益互换。另外，领导干部子女违规经商的“国际化”趋势明显，这也大大增加了腐败的隐蔽性。江苏一位纪检人员介绍，无锡一位副厅级干部的儿子在香港开公司，形成了“老子在国内给人办事，儿子在境外大肆收钱”的腐败链条，短短几年，这个“官二代”在境外收受贿款上千万元。
(参与采写：凌军辉、胡锦武)
足疗保健、西瓜办、馒头办、生猪办……
全国砍掉13万“协调机构”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周琳、朱翃)命名五花八门—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时间自主掌控—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涵盖行业广泛—足疗保健、铲除豚草、西瓜办、馒头办、生猪办……
地方层面到底有多少个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全国一次性减少13万余个，其中一些省区减少各类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成效显著”，仅湖南减少1.3万余个，江苏、内蒙古分别减少8472个和8081个。
面对重要棘手的临时性任务或突发事件，工作难以分解到单一机构，需要更高级别的领导“挂帅协调”、联合攻关，这本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做法。可近年来，各种领导小组“扎堆”，着实成为公共行政管理的头疼事。
遇事先开会，开会先成立“小组”。业内人士介绍，领导小组的设置，地方政府掌握的灵活性更大，甚至有时只需发个通知就可成立，在一些突发性事件上，几乎成为应急的“万能钥匙”。
打着“协同作战”的牌子，挂着“一把手”的旗子，喊着“减少层级、提高效率”的号子，一些“领导小组”本意是为了就某项专门性的工作进行“协调”，却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异化为公共权力的又一次“推诿”。
—一年难见一次协调，成为“空壳机构”？上马虽容易，领导大笔一挥即可成立，但一些小组在成立后却陷入“沉睡”，成为“僵尸机构”，清理仍非常困难。例如，2013年辽宁省撤销了“省防治非典指挥部”，而此时距离“非典”已有十年。
—“红头文件”搞创收，沦为行业“钱袋子”？由于指向性明确，一些领导小组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甚至下发文件，成为乱摊派、乱收费的“护身符”。
陕西咸阳曾大力推广“足疗”保健项目，为此专门成立“推广足疗保健工作领导小组”，市领导挂帅亲任“小组长”，下发红头文件严禁公安进入检查，要求执法行动必须由总工会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