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是新的人口红利

　　--- 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如果实现一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10万元，到2020年实现一亿人的目标，那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不过，支付成本的同时也意味着收益。

　　“中国正在丧失它的人口红利”，这成为当前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担忧。不过，随着国家推动新型城镇化战略，到2020年将有1亿左右农业人口实现市民化，期间蕴涵的能量和机遇同样惹人瞩目。

　　4月19日，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论坛在上海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出席当天首场开放性对话“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时表示，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农业人口市民化将有效缓解人口红利的消失，并推动经济增长。据此，蔡昉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瞭望东方周刊》：你刚才演讲中提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这是不是指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重新划分？

　　蔡昉：是。财权与事权的重新划分涉及许多方面，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如果跟一个特定的改革，比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结合起来，搞清楚哪些成本可以由中央政府承担，是转移支付的办法，还是事权上收。比如，已经讲了这么多年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义务教育就可以收上来作为中央事权，这样就可以把两个改革同时推进，并且也让改革有了直接抓手。

　　我们说支出责任、事权划分也已经说了很多年，始终也没有让地方认为得到了解决，所以必须搁在一个具体制度的改革中来实施。即使在存量的部分没有动作起来，那么在增量的部分就可以先改起来。比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新增的这部分户籍人口的事权就可以先重新划分。这种增量改革，也符合我们的改革逻辑。

　　《瞭望东方周刊》：成都市长葛红林说，城市新增的这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本身就在创造财富，所以不存在成本分担的问题。你认为呢？

　　蔡昉：这是大的原则的说法，就像我说过的：农民工市民化以后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增加了人口红利，带来了总的GDP的增长，但是总的收益在各个地区、各个群体之间分配是不均衡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政府的确应该承担更多的事权，应该增加一些新的支出。

　　《瞭望东方周刊》：随着工业化、信息化推进，城市对劳动力的一部分需求可能被资本、技术等要素取代了，那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市场在哪里？

　　蔡昉：你要看到，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现实约束，仍然是劳动力供给不足，而不是劳动力富余。

　　资本替代劳动、智力替代体力的趋势，不是凭空出来的，而是取决于资本、劳动力这几种要素谁更丰富、谁更加稀缺、谁更能创造价值。只要生产要素市场没有扭曲，资本、技术、劳动力不同要素的价格都由市场来决定，只有劳动力需求不足的时候，才会出现资本进行替代，而不会是在劳动力还比较丰富和富余的时候，资本硬要进来替代劳动力。企业家不会干这种事的，只要让市场信号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就会是循序渐进的。

　　当然，历史上也出现过工人联合起来砸机器的情况，认为新技术是万恶之源，但背后的原因依然是劳动力价格上涨，推动了新技术来替代劳动力。现在不同的学历、能力的人找工作，也会出现一些低端的岗位被技术替代，让一些人找不到工作，所以从长期发展的角度考虑，政府就应该遏制住比如小孩不愿意上学这种情况。

　　今天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好，谁都知道农民工工资长得比谁都快，这让一些人就觉得“我干嘛要上学”？但要知道，这说明市场是失灵的，释放出错误的信号。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政府的作为，比如告诉全社会义务教育、甚至上高中都不要钱了，这是政府必须做的，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影响。

　　经济增长越强调质量、强调产业升级的时候，越容易出现创造性破坏，只有一部分企业死掉，才会有更有效率的企业脱颖而出，所以这就要求政府构建一个社会安全网，在让更好的人力资本进入更高的工作岗位之前，通过保障网兜底，不至于陷入困境，这就要着眼于长远培养人力资本。社会安全网络建立得越充分，就越有信心让创造性破坏和优胜劣汰这种机制发生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否也存在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蔡昉：对，不平衡其实是机遇。比如说东亚，国家和国家之间就有产业转移的过程，日本的劳动力成本高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外移到了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就转移到了中国。中国如此之大，东中西的差距不亚于东亚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除开那些污染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沿海没有竞争力了，就会转移到中部、西部去。

　　富士康就很典型，过去在深圳，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一方面尝试用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在郑州、成都大规模建厂。这样就给中国一个阶梯式发展，对沿海地区来说，劳动密集型向价值链更高的产业转移，对中西部地区来说，非农产业发展不足到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也是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