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庄的突围

　　小农庄的烦恼是，被关在有机认证门外，又缺乏渠道和品牌。

　　孙德玮经营的小农庄，位于北京顺义区的龙湾屯镇大北坞村，50亩地按有机体系耕作，每年出产约20种蔬菜。如果进行有机认证，新规实施前的费用是四五万元，现在每年的费用飙升至近15万元。这使很多小农庄干脆不去申请认证。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也认可“非认证有机农业”的存在，要求农户能够尽量按照有机标准生产，并公开生产方式，和消费者公平及时地交流。但所有产品都应遵守法律，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标注。

　　这样的运作模式，在国内其实一直有雏形：很多菜农都有两块地，一块地里的蔬菜卖给市场，另一块地自家吃间或送亲戚朋友。前一块地为了产量和卖相，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而另一块地的种植未必能达到国家的有机标准，但产出相对有保证。

　　从“另一块地”的种植模式出发，小农庄想出了一条出路——让农民按照自己吃的“标准”种植、养殖，再向消费者提供这些农产品，并获得合理的回报。

　　由此，两条途径应运而生：一是把菜拉到城市里，生产者与消费者面对面，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下称农夫市集)就是这样的平台；二是把城市里的人拉到乡村来，让消费者就地了解、体验有机种植的不易。

　　这两种方式，都是种植者和消费者直接交易。

　　2009年，小毛驴市民农园在北京市西郊成立，这是国内第一个开展“社区支持农业”实验的农庄。所谓“社区支持农业”，是由一群消费者共同支持农庄运作的生产模式。这种有机小农发展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发端于日本，随后开枝散叶于欧美。

　　在小毛驴市民农园，消费者要提前支付一年或半年的菜金，然后每周获得两次蔬菜配送；消费者也可以选择租种菜地。小毛驴市民农园总经理助理钟芳告诉《财经》记者，农园雇佣当地村民，采用传统的自然农法进行生产，并且承诺不施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学产品。

　　消费者分担了农业生产者的风险，获得了自觉安心的果蔬。目前，以租种方式一共包出去400多块地，每块约半分田，而小毛驴市民农园的产出并没有申请有机产品认证，主要是靠加强与消费者的互动，来增进信任感。

　　常天乐走的是另一条路，她和朋友们以志愿者身份创立了农夫市集，把北京周边的一些农户汇聚到市集的平台上，介绍给城市里的消费者，让双方面对面交易。虽然名为“有机”农夫市集，但来赶集的农户几乎都没有得到有机认证。

　　常天乐说，农夫市集会谨慎地挑选可以参与的商户，甚至到了“挺官僚的”地步，“有时经过半年的接触、了解，我们才会考虑去他的农场考察，还要看农户的人品怎样”。

　　农户进入市集后，也要遵守相应的制度。每年年初，市集会让农户提交一年的生产计划；每周开集前，农户还要申报所销售的产品情况，开集时，会有志愿者拿着单子到摊位核对。

　　农夫市集目前的收入来源有三个：一是，从2013年5月起，参与农夫市集的农户们开始按照经营规模付费，不会超过其在市集销售额的5%；二是，设立了一个固定的售卖点，代售农户的农产品；三是，市集有多个提供场地的合作者，市集利用其既有的影响力，给场地提供方带来客流，从而收取一定的费用。

　　农夫市集参与的农户有40余家，常天乐也辞掉工作，专心运营市集。她想把市集做成一个社会企业，不同于纯公益组织，市集要能够自我造血，找到可持续发展之路。

　　这些有机食品从业者的奋斗与相对成熟的美国市场相差甚远，2013年美国有机食品零售销售额已达350亿美元，其83%的有机产品是经由大型销售渠道，直接销售只占10.6%。

　　而且，尽管坚持有机生产理念，这些农庄的不规范之处还是不少。比如，在农夫市集的推介材料中，一位有机农户介绍自己浇灌蔬菜用的是“自家人的大粪”。

　　按照《有机产品》国家标准的规定，有机食品生产不应在叶菜类、块茎类以及根块类植物上施用人的粪尿；在其他植物上需要使用时，应进行充分腐熟和无害化处理，并不得与植物食用部分接触。

　　孙德玮对小农庄的无证经营模式也表示质疑，没有获得有机认证标识，却打着“有机”招牌，“这是对民间信任的滥用”。有机农场走向灰色地带，无疑使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诚信面临更大的考验。

　　现在，与常规农业一样，有机农产品也纠结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任危机。只有解决了信任问题，中国的有机产业才能逐渐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