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城市而言,成都和杭州的经济总量不如重庆和天津。但作为一个省域而言,浙江和四川的经济总量要远大于重庆和天津,因此杭州和成都的资金总量超过重庆天津这两大直辖市也很正常。”丁长发说。

  类似的“错位”还有,经济总量第26位的西安,资金总量高居第12位,经济总量第18的郑州,资金总量高居第13。

  相比之下,一些非省会城市资金总量的排位明显低于GDP排名,比如经济总量第七的苏州,资金总量位居第十,不如省城南京;GDP第12的青岛,资金总量第20,不如省城济南;GDP第13位的无锡,资金总量仅为第19;佛山和东莞的GDP分别位列16和21位,但资金总量分别是22和26位。

  在增速方面,省会与非省会城市之间的差距更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39.8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5.3万亿元,增加12.4%。也就是说,低于10%的城市,资金增速明显跑输大盘。

  这其中,大连、无锡、青岛、东莞和佛山这几个城市的资金增速都低于10%,东莞资金增速只有5.8%,佛山也只有4.02%,无锡也只有6.10%。而苏州10.5%的增速也不及全国平均水平。

  与这些城市相反,省会城市的资金增速可谓十分亮眼。这其中,中部地区的合肥、长沙、武汉和郑州四个省会城市均大幅领先于全国水平,其中合肥最高,达到了17.3%。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最高的是南京,增速达到了16.9%。杭州也达到了13.9%。非省会城市中,只有深圳达到了15.6%,这主要得益于深圳发达的金融等第三产业和和领先全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传统制造业强的城市资金增速都比较慢。”彭澎说,目前传统制造业仍不太景气,虽然当前货币政策较为宽松,但制造业显然不是资金流向的首选。这是因为目前制造业产业过剩很严重,“资本是逐利的,增加的资金更加偏好一些轻资产的行业,以及一些暴利的行业和部门。”

  丁长发说,目前我国传统制造业面临资金周期的挑战,比如随着劳动力、土地、环境等各种成本的提高,制造业的利润大幅摊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是逐利的,像南京等省会城市拥有全省最好的教育、医疗、文化、金融等各种资源,因此资金更容易向这些区位性比较好的省会城市转移。

  丁长发认为,尽管我们资金能流入到实体制造业,但是因为目前我国制造业大多是‘大众化’的,核心竞争力仍然欠缺,因此很多人跑到海外购物。“资本的本质是逐利和追求安全性的。实体制造业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在成本大幅飙升的情况下,很多资金就离开实体制造业,转移到大城市的楼市等领域。”

  (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