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皮肤黝黑油亮，身长3米有余，体重达200公斤。7月盛夏，长江汛期，江水涌入大海，引诱这群巨型生物进入长江。它们逆流而上，肩负着繁衍后代的重任，穿越急流、浅滩和峡谷，经过3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产卵，然后返程回到大海。这就是中华鲟。一种在海洋和江河洄游的巨型鱼类。
33年前，它是长江中的望族，是渔民最常见的鱼类之一。它的兄弟、长江三大鲟鱼之首——白鲟也在长江游曳，而达氏鲟成群结队，数量庞大。如今，这个长江鲟鱼家族已死气沉沉，体型最大的白鲟早已消失，野生达氏鲟很多年无人见到，中华鲟也传来噩耗。
去年12月，国内中华鲟四家研究机构——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华鲟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监测发现，中华鲟没有产卵。今年9月，他们再次调查确认了这一消息。这可能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中华鲟这个长江旗舰生物种群面临灭绝。从今年10月底开始，科研机构已继续对中华鲟自然产卵情况进行监测，预计监测结果会在明年1月发布。
在过去33年，人类工业生产、城市建设和利益索求一步步将中华鲟推向濒危的境地，但同时，人类也利用科技竭尽所能，希望挽救这一物种。1983年，科研人员从中华鲟体内取出鱼卵成功繁殖中华鲟；2012年，他们通过人工繁殖的中华鲟培育出“子二代”，意味着人类可以在实验室保存中华鲟的物种；然而，2013年，在复杂诱因下，长江的温度、泥沙、流速发生改变，中华鲟中止产卵，曾被寄予众望的人工增殖放流也不给力。人类科技表现出少有的乏力。
如今，科研机构正试图模拟出一个中华鲟能够生存的人造环境，让人工繁殖的中华鲟通过科技手段在那里繁衍生息。他们等待某一天，当长江的生态环境回到33年前，再将这些人工种苗放入长江。那时，这个拥有1.4亿年历史的鲟鱼家族能否重获往日的生机？
从2000尾到363尾：最初的厄运
“在葛洲坝工程截流的那一刻起，中华鲟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2013年10月，在两个月的监测后，四家科研机构在葛洲坝下游没有发现当年中华鲟的产卵迹象，这是在过去32年来从未出现过的。事态重大，科研机构并不敢贸然对外发布这一消息。他们怀疑自己是否错误估算了中华鲟的产卵时间，或是中华鲟改变了产卵位置。
谨慎起见，2013年12月底，四家科研机构通过新华社发布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为了确认这一事实，今年8月10日到9月5日，受农业部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四家机构之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江水产所”)再次调研。20位科研人员对葛洲坝到长江口的江段进行水路探测和陆路走访，仍未发现去年鱼卵所孵出的幼鱼。
参与陆路走访的长江水产研究所博士吴金明觉得惋惜。
在1996年珠江的中华鲟消失以后，长江便成为了中华鲟唯一存活的淡水流域，如果中华鲟不在长江产卵，那么，可能意味着这个自然种群的灭绝。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水生所”)从事中华鲟研究的研究员刘焕章表示，从生态意义上来讲，一个自然种群的灭绝如同一个先兆，而在长江3000多公里流域洄游物种的濒临灭绝，则意味着整个长江生态正在发生变化。
早上个世纪70年代，葛洲坝对中华鲟的保护已引起一场旷世讨论。曾担任生态影响论证小组组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曹文宣说，当时的争议是尖锐的，观点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修建鱼道，让中华鲟通过鱼道进入金沙江产卵；一派主张人工繁殖中华鲟，通过增殖放流增加种群规模。反对修建鱼道一方认为，身庞体重的中华鲟要想跳过20米的水头进入大坝上游几乎不可能，而支持修建鱼道者认为，中华鲟不能完成洄游将是非常冒险的事。
这一争论和最后决策几乎划定了未来中华鲟的生存轨迹。
1982年，争论告一段落。当年10月28日，科研人员在一些以鱼卵为食的铜鱼体内发现了大量的中华鲟鱼卵，11月2日，这些鱼卵孵化出中华鲟鱼苗，证实葛洲坝下具备中华鲟产卵的水文地质条件。当时，葛洲坝水利工程已经截流一年零10个月。既然坝下中华鲟可以产卵，最终的决策偏向了后者。论证结果报请中央批准，最终决定保护野生中华鲟自然繁殖为主，辅助增殖放流。
水利部水工程生态研究所所长常剑波说，对于保护自然繁殖和增殖放流两项任务，当时政府并未设置具体指标。一个重大的决策缺乏约束机制，这也是后来中华鲟的境况与设想大相径庭的原因之一。
1982年9月，洄游到长江的中华鲟到达宜昌境内，被拦截在葛洲坝之下。几千只中华鲟在坝下江水中翻腾、徘徊、聚集，规模浩大。为了到达长江上游的产卵场，有的中华鲟甚至在大坝撞得头破血流。在湖北宜昌、荆州江段中华鲟随处可见，而在宜昌古老背、荆州李埠镇、江陵县、石首市新厂镇等捕鱼场，上千尾中华鲟死于渔网，并在市场售卖。仅仅1981年，长江中华鲟的数量减少了一半，仅存1163尾。
上个世纪70年代也发生过一场类似的劫难。当时，中华鲟的数量达上万尾。虽然1973年全国正在进行保护中华鲟的激烈讨论，但在1974年，国家水产总局却要求长江沿岸的水产部门捕捞中华鲟生产鱼子酱。至葛洲坝截流时，中华鲟的数量只剩下2000多尾。
1982年11月，这是葛洲坝截流后的第二个初冬，科研人员发现中华鲟已经开始大规模产卵。过去，中华鲟在1000多公里的金沙江繁殖，如今它们挤在了5公里的江段，大量鱼卵堆积在一起，堆成了小山。中华鲟的鱼卵占自身体重的1/4，一尾200公斤的雌性中华鲟可产下50公斤的鱼卵，占总量一半的500尾雌性中华鲟则可产下2.5吨重的鱼卵。
新产卵场形成后，产卵场面积缩小为0.5平方公里，是大坝建成前的1/20。由于鱼卵过于集中，其他鱼类肆意享受着轻易得来的美味，鱼卵受到的敌害更为严重，而且，在高密度挤压下，鱼卵缺氧，成活率降低。
到1995年前后，这些在葛洲坝下游出生的中华鲟经过十多年的成长已经发育成熟，它们再次回到长江繁衍后代。直到那个时候，科研机构才开始意识到中华鲟这个种群正走向衰败。根据常剑波的研究，到1999年，中华鲟繁殖群体的规模减少至过去的16.5%。根据长江水产所研究员危起伟的数据，到2001年，长江中华鲟的数量已下降至288尾。他负责的农业部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开放实验室拥有国内最大的中华鲟研究团队。
另一方面，寄予众望的人工增殖放流并不给力。从1984年至1998年，负责增殖放流的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华鲟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华鲟所”)每年放流中华鲟的数量从6000尾增加到54万尾。在1996年之前，国内对增殖放流的效果并没有科学的评价。在1996年到1998年，科研机构对1995年投放的2万尾中华鲟幼鱼进行监测，他们发现，在长江口的崇明岛人工放流的中华鲟幼鱼只占幼鱼总量的1.7%－3%。从事多年人工增殖研究的危起伟表示，人工增殖放流对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规模贡献率低，中华鲟物种仍然依靠自然繁殖。2000年以后，中华鲟研究所放流中华鲟的规模已大大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