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城区相关部门调研发现，该区有的村(居)委会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从里到外，墙壁从上到下，挂着的各类牌匾数不胜数。据统计，仅该区千山社区居委会各类牌匾加起来就有163块，仅制作费一项就要花3万多元。一块牌匾就是一份责任，牌匾太多，村(居)委会工作人员对哪个部门交代的事情都得干，身上的负担是越来越重。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很多工作只能够疲于应付，被问责追责的事项也越来越多，分散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精力。群众到村(居)委会办事，也经常是眼花缭乱，理不清头绪。[详细]

　　记者在襄阳市襄城区隆中街道千山社区一储物室看到，计生、扶贫、综治、卫生、法律、救助……各政府职能部门在居委会悬挂的130多块各种规范制度、牌匾，都已被摘下，堆积在一起。

　　襄城区檀溪街道办事处麒麟村大学生村官伍雅琦告诉记者，精简规范制度上墙、牌匾悬挂，有利于节省开支，避免浪费。同时，身为基层公共服务人员，切实便民服务才是根本，“制度上墙，不如自己上心”。[详细]

　　1982年我国《宪法》就明确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可在经济社会长期的发展中，由于权力、责任、利益的“剪不断，理还乱”，村委会的服务慢慢的“异了位”，现实中，通过包揽大小事务，掌握某些尤其是关键性事务的审批权力，村委会便可以从中谋得利益，举个小例子，“163块”牌匾花费3万多元，钱从何处来？当然还是群众埋单了，3万块说不定也是“利益同盟”下的冰山一角而已。简言之，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居委会的各种牌匾，实际上就是权力、利益作用下异生的“怪胎”罢了。[详细]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政府习惯于把诸如计生、扶贫、综治、卫生、法律、救助等工作，一杆子插到基层，于是村（居）委便成了标明相关工作的“牌匾集中地”，尤其是城市居委会表现得尤为突出。牌匾多，只要充分发挥作用，也不算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牌匾过多过滥，其背后就是形同虚设，居民没能得到良好的服务，还给居委会干部增添了不少烦恼。[详细]

　　张姓公务员称，其曾就职于一街道办事处，深知这些牌匾来路，可以说，这些牌匾基本都有“官方背景”：作为起标示作用的牌匾往往是“重视程度”的象征，在单项检查考核中通常被视为一项“硬件”，列入强制的“达标”标准。而社区却是：上头的“婆婆”一大把，下达的工作一大堆，社区就像一个“筐”，啥都往里装。

　　李克强总理在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新一届政府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通过简政放权，把该放的权放开、放到位，把政府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从这个角度上讲，清理这“163块”牌匾无疑开了个好头，更让人们看见了简政放权的美好曙光，当然，至于成效几何，力度怎样，公众就拭目以待了。[详细]

　　诸如这163块牌匾，还模糊了责任的主体。这当中的许多工作并非居委会的职责范围。许多现实问题，居委会除了向上级反映，并没有处理和解决的能力。但现在牌匾往居委会一挂，责任由居委会承担。163块牌匾更劳民伤财，仅制作费一项就要花3万多元，这当然挤占了用于民生的开支。群众到村(居)委会办事，也经常是眼花缭乱，理不清头绪。老百姓多了折腾，有可能延误了老百姓办事，其实也损害了群众利益。现在，如这个千山社区居委会，只保留了31块牌匾。这样的清理，显然已是大刀阔斧，但仍嫌太多。牌匾只是表明机构所在，并不需要每一个职责都单列一块牌匾。靠一块牌匾表示地位，折射出的正是一些部门的不作为。[详细]

　　锐减至31块这个事件并不能戛然而止。当局者应该重新审视牌匾的用途，捡紧要的留下，似是而非推拉扯皮的牌匾全部清理掉，牌匾内容明确到办公室、明确到人，帮助办事百姓能够第一事件找到相应负责人，明责明权。对于这次牌匾的“瘦身”故事要深思熟虑，保证设施建设资金真正落到实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