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被知的核安全，是公众的“定心丸”
国内某核电站立项之初，在选址环节，有反核人士向前来沟通的院士质询：“你就一句话告诉我，核电站到底安全不安全？”作为负责任的业内专家，当然不能“一句话”回答，而是严谨地用一堆“多少个ppm”的事故概率来表述其安全指标，结果当然是“你这么大专家都不敢说是安全的，那就一定是不安全的”——很明显地，在这里，此“安全”非彼“安全”。
林诚格和他的同事郝东秦这样看待此事：绝对的、100%的安全是不存在的，“坐公交车安全吗？”要求绝对意义上的安全，等于“幻想一种完全无风险的能源”，“主张一种毫无代价的收益”，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一方面要回归理性，回归常识：所谓安全，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足够大的利益+可以承受的、可控的风险”，而业界要做的就是“尽可能降低风险”；另一方面，讲究技巧、通俗易懂、无缝对接的沟通也十分必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面对公众的心理关口，林诚格和郝东秦也时时反省：业界虽然有编得很漂亮的核能科普小册子，有定时不定时的核电站“公众开放日”活动等，但“覆盖面还是不广”，宣讲、沟通“还是不深、不透”。最关键的是，要把业界习以为常的“蛮不讲理”的监管，“不惜代价”的安全设计，无孔不入的核安全文化，“无条件顺从”的安全程序，“严格到苛刻、细化到极致”的安全质量管控等等一切，让公众知晓。仅仅自身做到安全、哪怕是工业领域最高级别的安全是不够的；一个可被知的核安全，才是公众的“定心丸”。
“民间反核”违背事实、夸大数据
包括此次在内，国内核电领域一有新动向，总会引来一些不同声音，影响公众、甚至决策。以往，这些都被概括为“民间反核”。
“‘民间反核’，与大数据分析结果和事实不符”。郝东秦列举国内有核的7个省份，发电量占比分别为：浙江16.7%，广东15.6%，福建15.4%，辽宁8.9%，江苏3.7%，山东和广西新投运。事实是，核电站所在地居民、地方政府没有“恐核”“反核”的；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当地民众对核电的态度，呈越来越放心、亲和的趋势。以国内最早的核电站、已运营25年的秦山为例，所在地海盐已成为有名的“核谐福地”。受此正面效应引导，那些尚未建设的厂址地，普遍都表现出“就盼着你们来”的积极姿态，以最有希望首批获建内陆核电站的湖南桃花江、湖北咸宁、江西彭泽最为典型。
郝东秦和林诚格分析，“反核”倾向不限于中国，世界范围内，“恐核”“反核”跟“挺核”的对立由来已久，历史上仅有的几次核事故无疑推高了“反核”的声音；只不过，“反核”在舆论层面所获的共鸣似乎从未像福岛之后这样明显。但在中外，其实际效果却大相径庭。
林诚格介绍，在美国，“反核”的声音也在福岛之后一度高涨，但由于相关法规体系健全，以美国核管会（NRC）为核心的监管制度有力，政府既定核能政策并没有实质性改变。而在国内，相关法规体系同样健全，监管标准和监管制度亦属最早跟国际接轨，核电规划经无数业内外专家学者反复评估论证后正式发布，却因为舆情而实际“停摆”。他由此提出国家核电政策如何保持相对稳定性的问题——“是举全国之力、上千名业内外专家经十几年反复科学论证的结论可信，还是少数人用违背事实、夸大数据来绑架舆论的说法靠谱？”
（科技日报北京1月3日电 记者 瞿 剑）
